理財大師阿合瑪

自蒙古興起后，蒙古統(tǒng)治者多依賴回回人為其理財。如牙剌瓦赤之治理河中，奧都剌合蠻之撲買，賽典赤·贍思丁之負責軍餉。至元元年（1264年）賽典赤·贍思丁出為陜西五路西蜀四川行省平章后，為阿合瑪（？～1282年）執(zhí)掌全國財賦提供了契機。

阿合瑪是中亞費爾干那盆地忽闡河（今錫爾河）畔費那喀忒城（今烏茲別克斯坦塔什干西南）人，初隸蒙古弘吉剌部按陳那顏，以元世祖察必哈屯（順圣皇后）媵臣服務于忽必烈潛邸。阿里不哥之亂時，忽必烈急需軍資供應，他以才能得進。中統(tǒng)二年（1261年），以上都（開平府）同知計點燕京萬億庫諸色物貨；次年領中書左右部兼諸路都轉運使，負責財賦；至元元年（1264年）升中書平章政事；此后兼制國用使，改尚書省平章政事；九年，尚書省并入中書省，又為中書省平章政事。時值征南宋前后，政府開支浩繁，他采用興鐵冶、鑄農器官賣、增鹽課、護戶口、推行鈔法、籍括藥材等各種手段搜括民財，保證國用，深得元世祖寵信，地位逐漸上升，執(zhí)朝政達20年之久。

從元世祖中統(tǒng)三年（1262年）至至元十九年（1282年）的20年間，世祖忽必烈因面臨阿里不哥、西北藩王的叛亂，滅亡南宋的軍事進攻，對海外日本、爪哇的遠征，因而對財賦的需求大大增加。阿合馬受命財賦之任后，通過增加稅收等手段積極聚集財賦，以供朝廷之急需。

1.增加稅課

通過稅收以保證國家財政收入，這是任何時代政府的主要職能，阿合瑪用增稅的辦法來增加政府的收入也在常理之中，但增稅的限度和方法有所區(qū)別。至元十二年（1275年）以軍興國用不足，阿合瑪請復立諸路轉運使司十一所。其后，又陸續(xù)分置榷茶、運鹽、宣課等司。于是辦課官吏往往以多括增課為能事，阿合瑪也以增課作為升黜標準。稅糧，蒙古原以成丁課粟1石，至元五年規(guī)定地多者繳地稅，十七年每丁粟增至2石；鹽榷，每引（引為計量單位）自至元十三年9貫增至十九年13貫。茶榷自十三年每引0．43貫增至十七年2．45貫。其余商稅、酒醋課、雜稅等均有增加。這種做法，等于是把一個地區(qū)的稅收包給承辦者，使當?shù)氐亩愓n成倍增長，同時，也增加了人民的負擔。

2.官營牟利

中統(tǒng)四年起，專以河南鈞州、徐州鐵冶之利，又以禮部尚書馬月合乃興煽鐵冶、鑄造農具。歲輸鐵103．7萬斤、鑄農器20萬件，易粟輸官4萬石。至元十二年，立轉運司，鼓鑄鐵器，官為局賣。同時專賣藥材，至元十二年于南京（今河南開封）、衛(wèi)輝（今河南沁陽）等路籍括藥材，進行專賣。又開采銀礦等，設置和買、平準、常平機構，以控制市價。

3.實行鈔法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發(fā)行全國統(tǒng)一的交鈔。中統(tǒng)元年（1260年）七月起，元政府即發(fā)行中統(tǒng)絲鈔，以絲為本。十月，發(fā)行中統(tǒng)元寶交鈔，不限年月，與銀并行流通。其法以銀為本，法定比價中統(tǒng)鈔二貫（兩）同白銀一兩。自中統(tǒng)三年阿合馬執(zhí)政后，鈔法由他來負責。至元十二年前，他以銀為本，虛實相權，儲備金非常充足，至元元年設立平準庫，各地設行用庫，有嚴格的管理，紙幣信譽甚高，發(fā)行量也有限制，雖有增加，但數(shù)量不大。至元十二年后，由于征宋戰(zhàn)爭開始，交鈔發(fā)行量猛增，紙幣貶值，物價飛漲，變相地廢除了銀鈔相權大法。但總的說來，如果不是處于非常時期，阿合瑪實行鈔法的政策是起過積極作用的。

4.屢興理算

理算也稱鉤考、根刷、打勘，意為檢查、審核諸官府出納財物。中國歷代封建王朝常用此法考核官吏、清理財務。蒙古國時也常常實行鉤考。阿合瑪屢興理算，如理算江淮行平章阿里伯、右丞燕帖木兒立行省以來一切錢谷，查出擅支糧47萬石，征鈔1．2萬錠，兩人即被處死。阿合瑪理財使國庫逐漸充實，收入大幅度上升，至元七年時北方諸路課稅年額只銀5萬錠，合錠10萬；至十八年，僅陜西一地每年所辦課鈔即達5．4萬錠，相當于至元七年北方地區(qū)總額的一半以上。阿合瑪鉤考地方官吏次數(shù)之多，實屬罕見。至元二十二年十月，參知政事郭佑上言：“自平江南，十年之間，凡錢糧事八經理算?！编嵥弦残稳菡f：“……州縣上下司務，歲一二次打勘。任此責虜酋，支蔓根窮，賄賂歸韃。州縣酋長甚苦此……”如此頻繁的理算，連官吏都覺得苦不堪言，老百姓就更不用說了，但這卻達到了聚斂財富、保證了元朝軍隊開支需要的目的。

由于人民負擔增加，阿合瑪家族貪贓受賄，其黨人多有不法，引起統(tǒng)治集團內部矛盾激化，人民強烈不滿，阿合瑪終于在至元十九年（1282年）被王著等擊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