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風格研究是語料庫翻譯學研究的重要內(nèi)容之一。長期以來，翻譯活動被視為一種模仿性活動，而不是創(chuàng)造性活動，譯者只是源語文本風格的再現(xiàn)，因而翻譯風格研究被嚴重忽視。然而，隨著描寫譯學研究的興起，翻譯風格研究被提上了譯學研究的議程。學界開始借助語料庫研究方法，通過大規(guī)模的語料分析和數(shù)據(jù)統(tǒng)計，考察譯者在傳承原作風格之外的自我顯現(xiàn)，并運用語言學、翻譯學、文學及文化理論對翻譯風格產(chǎn)生的原因進行闡釋。

一、翻譯風格研究的演變

（一）翻譯風格的內(nèi)涵

翻譯風格，又稱譯者文體或翻譯文體，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上，翻譯風格是指譯者在語言應用方面所表現(xiàn)出來的個性特征以及包括譯本選擇、翻譯策略應用、序跋和譯注等在內(nèi)的非語言特征。狹義上，翻譯風格指譯者語言應用或語言表達的偏好，或在譯本中反復出現(xiàn)的語言表達方式。本章所討論的翻譯風格屬于后者。

（二）傳統(tǒng)譯學理論框架下翻譯風格的隱性

雖然近年來翻譯風格的研究受到諸多學者的關注，但在傳統(tǒng)譯學研究的理論框架下，對譯作風格的研究與批評總是與原作風格密不可分的。傳統(tǒng)譯學理論強調(diào)譯作對原作的忠實，主張譯文風格對源語文本風格的依附性，認為譯者應關注“原語風格意義的所在，以及在對原語的風格意義進行分析的基礎上獲得譯文風格對原語風格的‘適應性’”。換言之，在傳統(tǒng)譯學理論框架中，人們所關注的是“如何使譯文在與原語的對應中力求在風格表現(xiàn)上做到‘恰如其分’”。因而，翻譯風格一直被隱形。

Venuti （1995）曾用“隱身”一詞來描述譯者在傳統(tǒng)譯學理論體系中的地位。傳統(tǒng)譯學研究強調(diào)翻譯只是語言之間的轉換，譯作價值低于原著，譯作是原作的派生物；翻譯是仿照、臨摹和拷貝。相應地，譯者便成為原作者的誠實代言人。譯者必須尊崇源語文本的完整和權威，最大限度實現(xiàn)目的語文本和源語文本之間的對等或等值，準確無誤地再現(xiàn)源語文本的風格。為此，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必須做到像玻璃一樣透明，不得表現(xiàn)出任何自我的主體性，在翻譯過程中譯者不得留下自己的痕跡。簡言之，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只能充當隱形人或傳聲筒。事實上，傳統(tǒng)翻譯理論將譯者忠實傳達源語文本意義視為翻譯的首要原則，將譯文風格“忠實”、“對等”地再現(xiàn)源語文本風格作為翻譯的出發(fā)點和最終歸宿，從而扼殺了譯者的創(chuàng)造性。顯而易見，在傳統(tǒng)譯學理論框架下，根本沒有翻譯風格存在的空間。

（三）翻譯研究文化轉向語境下翻譯風格的顯性

20世紀60年代以來，歐美的翻譯研究經(jīng)歷了以譯語為中心的文化轉向，研究者們開始關注譯文和譯者。學者們以經(jīng)驗和歷史為取向，從譯者和譯語文化的角度出發(fā)，從多元系統(tǒng)理論、后殖民理論、解構主義和女性批評等文化視域開展翻譯研究，顛覆了以源語文本為中心的傳統(tǒng)譯學理論的許多觀念。人們意識到翻譯絕非在真空狀態(tài)下進行，也不僅僅涉及抽象的語言系統(tǒng)。翻譯受到不同文化對譯本期望的影響，因而與其說翻譯是不同語言間的轉換活動，不如說是在特定歷史環(huán)境下為實現(xiàn)一定目的而進行的語言操作。此外，譯者不再是從屬的角色，相反，在翻譯這一跨文化過程中占據(jù)中心位置。作為源語文本的讀者和譯文的作者，譯者既參與對源語文本的闡釋，亦參與對譯文的創(chuàng)造。“在翻譯文本所處的社會文化多元系統(tǒng)中，各個系統(tǒng)相互依存、相互作用，譯語文化中的社會規(guī)范和文學慣例制約著譯者的審美取向并影響其選擇”。為了滿足譯入語讀者的需要和需求，譯者可能對源語文本進行多種方式的操作。譯者決定譯文在譯入語文化中的目的和功能，并據(jù)此決定需要采用何種策略和風格。

必須指出，翻譯研究已實現(xiàn)以源語為中心向以目的語為中心的轉變。在這一過程中，譯者的身份經(jīng)歷了從隱性到顯形的轉變。譯者終于能夠擺脫重重枷鎖，走到了翻譯活動的前臺，成為翻譯活動的主角。人們越來越清醒地意識到源語文本絕非譯文唯一的、絕對的參照標準，源語文本的意義并非一成不變，譯者可以對源語文本作出種種闡釋，并在目的語文本中反映出來，從而在不同程度上表現(xiàn)出譯者自身的風格。

（四）翻譯風格的描寫性研究——從“聲音”到“痕跡”

由于翻譯活動長期以來一直被視為一種模仿性而非創(chuàng)造性的活動，因此以往的翻譯風格研究一直與原作及原作者聯(lián)系在一起。學界很少將翻譯風格視為獨立的研究課題。隨著描寫性譯學的崛起，翻譯風格研究逐步朝著科學的、個體導向的研究趨勢發(fā)展。

采用科學的方法研究翻譯風格起源于對譯文質量評估標準的尋求，其中最引人注目和最具代表性的要數(shù)House的研究。House試圖設計一種模式，以期描寫源語文本語言和語境的特性，在源語文本與譯文之間進行比較，從而得出源語文本和譯文之間對等程度的報告。然后，依據(jù)這些報告，基于對語域和文類這兩組語境因素的分析，對譯文質量的高低進行評價。語域涉及語場、語旨和語式的分析，包括媒介、參與者、社會角色及其之間的關系、社會態(tài)度和職責范圍等；文類則要考慮地域、方言、社會階層和歷史年代。

House創(chuàng)建的譯文質量評估模式所描述的既非源語文本或原作者的風格，亦非譯文或譯者的風格，而是源語文本和譯文存在多大程度的差異，這自然包括源語文本和譯文風格的比較。這一模式雖然過分關注譯文再現(xiàn)源語文本風格的程度，但還是具有一定的科學性，為翻譯風格的描寫性研究做了必要的理論準備。

1.譯者的“聲音”

Hermans于1996年在Target第8期上發(fā)表題為“The Translator's Voice in Translated Narrative”一文。他首次提出譯者聲音這一概念。在該文中，他指出翻譯敘事話語在文本中表現(xiàn)出不止一種聲音，其話語呈現(xiàn)方式也不止一種。他將敘事話語中包含的“另一種聲音”稱為譯者的聲音。Hermans認為，譯者的聲音出現(xiàn)在譯文的字里行間，無處不在，只是“有時可能完全隱藏在敘述者的背后，使讀者無法察覺到他的存在”，然而譯者會“沖出語篇層面，為自己說話，用自己的名字，譬如在譯文后的注釋中用第一人稱解釋所述之事”。他還指出，譯作絕非是對原作的透明再現(xiàn)，而是具有多重、分散、混雜和復調(diào)性質的雙重文本，旁注、腳注、括號說明及序言等準文本形式無不表明兩種不協(xié)調(diào)的聲音同時存在于譯作中。同時，譯者聲音的任何一種顯性都涉及“施為性的自我矛盾”，是“直接可察”的“公開干預”。這也是為何他用聲音來比喻譯者的話語呈現(xiàn)，因為聲音也是直接可察的。

不難看出，Hermans關注的重點不再是源語文本的任何特性，而是譯文中可能呈現(xiàn)出的譯者的公開干預。他認為社會文化及意識形態(tài)的架構是譯學研究忽略譯者聲音研究的重要原因。不過，Hermans的研究主要是從翻譯策略和翻譯的社會表現(xiàn)形式來探討譯者存在的空間，即從語言外部來觀察翻譯整體表現(xiàn)出的特征，并未從語言形式角度考察和分析翻譯風格。

2.譯者的“痕跡”

根據(jù)Baker的觀點（2000） ，翻譯風格指“留在文本中的一系列語言和非語言的個性特征”。翻譯風格包括譯者對所譯文本的選擇、翻譯策略的選擇、前言、后記、腳注、文本中的注釋以及譯者個人偏愛的表達形式和重復出現(xiàn)的語言行為方式，即典型語言運用習慣。Bake指出，譯文會出現(xiàn)譯者的“無意識的風格特征”，或“微妙而不引人注目的語言習慣。這些特征或習慣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作者有意識的操控之外，而且文本的接受者會下意識地注意到”。

在Baker之前，很少有學者注意到譯者無意識的風格特征，將翻譯風格的研究范圍擴大至非語言特征的學者則更少。Baker從對譯者語言特征的關注轉向對Hermans所說的“譯者聲音”的研究，從關注譯者的有意干涉轉向關注譯者無意識的語言習慣，從而將翻譯風格研究視野拓展到非語言層面，并嘗試從文化、意識形態(tài)的視角對其加以闡釋。

有必要指出，Baker關于翻譯風格研究的意義不僅在于她的研究擴大了翻譯風格研究的范圍，更在于她提出了一種全新的研究方法——語料庫方法，開創(chuàng)了基于語料庫的翻譯風格研究的歷史先河。Baker認為風格與語言形式有關，對風格的描述涉及對譯者偏好或常見的語言行為形式的描述。想要“抓住選擇模式而非個例”，就需要有大規(guī)模的描寫性數(shù)據(jù)，而只有語料庫提供的大量翻譯語料或雙語語料才具有說服力。

二、基于語料庫的翻譯風格研究

（一）國內(nèi)外研究現(xiàn)狀

利用語料庫，開展翻譯風格研究的第一人當屬Mona Baker教授。她以翻譯英語語料庫（TEC）為研究平臺，分析英國翻譯家Peter Bush和Peter Clark的翻譯風格。TEC所收錄的語料都提供了譯者的背景資料，如譯者姓名、性別、民族、職業(yè)、翻譯方向、源語、譯本出版商等。該語料庫收錄了多位知名文學翻譯家的譯作。這些譯作既有相同譯者所譯的源自不同語言或不同原作者的著作，也有不同譯者所譯的同一原作的多個譯本。這為翻譯風格研究創(chuàng)造了必要的客觀條件。張美芳（2000）指出Mona Baker所做的這項研究主要關注以下問題：①文學譯者是否會在翻譯中體現(xiàn)自己的風格？②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應該如何辨別出這些獨特的風格呢？③在有多種選擇的情況下，文學譯者是否會始終如一地偏好某些詞匯、句型或標點呢？④譯者偏好的語言選擇是否與原作風格或源語語言選擇傾向有關或與某一社會語言的規(guī)范有關？⑤如果以上兩個問題的答案都是肯定的，那么能否按照某個譯者的社會、文化或思想定位來解釋其選擇？

為了探討這些問題，Baker做了一個嘗試性的研究。她選擇了Peter Bush翻譯的3本小說和2本傳記以及Peter Clark翻譯的3本小說。Bush翻譯的源語文本出自3位不同的作家之手，分別用巴西葡萄牙語、本土西班牙語和南美西班牙語等3種語言寫成。Clark翻譯的文本則出自風格迥異的兩位阿拉伯作家，均用阿拉伯語寫成。一位是40多歲的男性作家，另一位是年近90的敘利亞女作家。她從類符/形符比、平均句子長度和敘事結構3方面描述了兩位譯者的翻譯風格。

根據(jù)相關數(shù)據(jù)統(tǒng)計，Clark譯文中的類符/形符比略低，平均句長較短。此外，Clark偏愛使用過去時態(tài)和直接引語，不太常用間接引語，即使源語文本用現(xiàn)在時，他也可能選擇改譯成過去時。總體來說，Clark的譯文比Bush的譯文更為簡潔明了。Baker認為這一方面同源語文本的難易程度有關，但另一方面也是譯者考慮到了讀者的語言能力，為了方便不熟悉阿拉伯語文化的英語讀者，在翻譯時采取歸化的策略。同時兩位譯者譯文之間的差別也與譯者對目的語文本讀者的態(tài)度、各自的經(jīng)歷、翻譯主張和目的不無關系。Baker還從“say”的變化形式“say”、 “ says”、“said”和“saying”的使用角度考察了Peter Bush和Peter Clark的翻譯風格，發(fā)現(xiàn)前者使用“say”的頻率比Bush高得多，尤其是過去式“said”的使用頻率最高。Baker認為阿拉伯語作家使用過去時態(tài)的頻率高于英語作家，這一現(xiàn)象導致Bush的譯作中“said”的出現(xiàn)頻率比Clark高。

無獨有偶，Maeve Olohan （2003）也利用TEC考察了英國翻譯家Peter Bush和Dorothy S.Blair譯作中助動詞和系動詞省略式和完整式的使用情況，統(tǒng)計了“it's”、“that's”、 “he's”、 “she's”、 “I'm”、 “I've”、 “they've”、 “there's”、 “here's”、 “who's”、“Won't”、 “can't”、 “couldn't”的使用頻率。結果顯示，Bush傾向于使用省略形式，Blair傾向于使用完整式。這一差別的原因在于源語文本作者風格和源語文本體裁的不同。此外，這一差別還與源語文本內(nèi)部的敘事結構有關。Olohan還利用WordSmith檢索工具的關鍵詞檢索功能，將翻譯英語語料庫中Lawrence Venuti的譯作和英國國家語料庫小說子庫（BNCFIC）中的語料進行對比，研究Lawrence Venuti譯作的主題及其凸顯譯者主體性的方式。相關數(shù)據(jù)表明，“I”、 “my”、 “me”、 “myself”和“our ”等詞的使用頻率很高。這表明他的譯作選取了第一人稱的敘事視角。她發(fā)現(xiàn)該譯者慣常使用“yet”、 “nonetheless”、 “nor”和“thus”，而這些詞更常出現(xiàn)于學術性的語篇中，而非小說文本中。Venuti有意選用“toward”，而不用更為常見的形式“towards ”。在作為考察對象的4個文本中，3個文本沒有出現(xiàn)“towards”一詞。她還發(fā)現(xiàn)譯者傾向于使用“正式的”、“古老的”的詞匯，使譯文接近源語文本的表達風格，以達到異化或陌生化的效果。

英國倫敦大學人文科學系博士生Meng Ji （2009）基于自建的西班牙語—漢語塞萬提斯《堂吉·訶德》平行語料庫，從漢語四字成語應用角度切入，比較分析了《堂吉·訶德》楊絳譯本和劉金生譯本的翻譯風格差異。研究表明楊譯本比劉譯本更傾向于使用形態(tài)模式固定的成語和語義近似的成語。形態(tài)模式固定成語是指由兩個疊音詞語組成的成語，如日日夜夜、瘋瘋癲癲等。語義近似成語是指由兩個同義詞或近義詞組成的四字成語，如平靜清澈、斯文和悅等。Meng Ji指出兩方面因素導致這兩個譯本的翻譯風格存在差異：①漢語在不同歷史時期所表現(xiàn)出的具體特征對譯者的語言應用風格產(chǎn)生影響；②兩位譯者不同的語言風格是漢語四字成語應用差異的重要原因。

近年來，國內(nèi)學者也開始將視線投向基于語料庫的翻譯風格研究。

Yu Ching-hua （2009）從平均句長、類符/形符比和語氣助詞等角度，對海明威名著《老人與海》的余光中譯本和張靄玲譯本的翻譯風格進行比較研究。研究結果表明，余譯本和張譯本都選用短句以體現(xiàn)海明威的風格，但余譯本的平均句長比張譯本短；張譯本的類符/形符比低于余譯本，詞匯變化沒有余譯本豐富。

徐欣（2010）基于多譯本語料庫，比較分析了《傲慢與偏見》的王科一譯本、孫致禮譯本、張玲和張揚合譯本等漢譯本的類符/形符比、高頻詞和個性詞的使用。研究結果表明，孫譯本的類符/形符比高于王譯本和張譯本，因而詞語變化性較大，用詞較為豐富。在3個譯本中，孫譯本高頻詞重復次數(shù)最多。就具體動詞的使用而言，張譯本傾向于使用“接受”一詞，王譯本和孫譯本往往使用“領受”、“被任命”和“聽從”等詞匯。就名詞使用而言，王譯本中出現(xiàn)了“堂倌”、“賬房”和“朝廷”等具有漢語文化色彩的詞語。

劉澤權（2010）基于《紅樓夢》中英文平行語料庫，比較分析了David Hawkes和John Minford、楊憲益和他夫人，以及Bencraft Joly所翻譯的3個《紅樓夢》英譯本對《紅樓夢》前56回的報道動詞所做的翻譯處理。他發(fā)現(xiàn)3個譯本的譯者在漢語報道動詞的翻譯處理方面表現(xiàn)出各自截然不同的翻譯風格。具體而言，Hawkes譯本幾乎將漢語“道”譯作said，楊譯本常常將其省略，而Joly譯本使用了不同的報道動詞。另外，Hawkes譯本和楊譯本常將報道小句譯作倒裝結構和擴展結構，而Joly譯本傾向于按照源語文本報道小句的順序來翻譯。

（二）研究路徑和方法

應當指出，基于語料庫的翻譯風格研究現(xiàn)階段仍處于初始階段，大規(guī)模的研究并未展開，研究所選用的語料規(guī)模較小，而且基本限于文學翻譯。然而，該領域研究的意義卻是無法忽視的。“利用語料庫進行研究，對一些難以捉摸的不引人注目的語言習慣進行描述、分析、比較和闡釋，能比較令人信服地說明譯者的烙印確實存在”（張美芳，2002： 57） 。采用語料庫方法開展翻譯風格研究，可以將該領域的研究建立在語料分析和數(shù)據(jù)統(tǒng)計的基礎上，從而避免翻譯風格研究的主觀性和隨意性。

一般而言，基于語料庫的翻譯風格研究可以從翻譯語言特征分析和翻譯策略與方法運用的研究等兩個方面入手。前者包括詞語層面、句法層面、語義搭配和篇章組織等層面。后者涉及不同譯者在翻譯具體詞語或語句結構時所采用的翻譯策略與方法的比較。

首先，可以利用相關軟件統(tǒng)計不同翻譯作品的類符/形符比、平均句長、高頻詞、具體詞匯或語句結構以及標點符號的使用頻率，并以原創(chuàng)文本的相關數(shù)據(jù)為參照系進行比較，結合源語文本相關詞句的分析，重點分析譯文中出現(xiàn)的對源語文本進行增加、刪減和結構調(diào)整等現(xiàn)象，以及譯者所作出的某些有規(guī)律性的創(chuàng)新，對不同譯者的風格進行描寫。

其次，依據(jù)語言學、文學和文學理論和翻譯理論，詳細分析和解釋翻譯風格形成原因。翻譯風格形成的原因是復雜而多樣的，既有語言的，又有認知和文化的。要闡釋翻譯風格，既要考慮文本要素，又要考慮譯者本人作為一個有認知能力和具體需求的個體人的因素，還要兼而考慮大的社會背景要素，即具體社會歷史文化背景對譯者和譯文提出什么樣的要求。概括起來，影響翻譯風格的原因主要有以下3方面：

1.譯者自身因素。作為翻譯活動的主體，譯者的翻譯目的、對譯本讀者的判斷、譯者的認知能力和譯者的個性等因素都影響著譯者翻譯策略和方法的運用，以及具體詞匯和句式結構的應用。具體說來，如果譯者的翻譯目的是忠實再現(xiàn)源語文本所體現(xiàn)的源語文化，就會采用異化策略和直譯方法， 目的語文本詞匯和句式的應用往往更多地體現(xiàn)出源語語言特征的影響， 目的語文本就會呈現(xiàn)明顯的陌生化趨勢。反之， 目的語文本的語言特征與目的語語言規(guī)范契合，因而表現(xiàn)出傳統(tǒng)化趨勢。此外，如果譯者將大眾讀者視為目的語文本讀者，通常會更多采用歸化策略和解釋性翻譯方法，使目的語文本通俗易懂。

2.目的語文化因素。盡管譯者自身因素是翻譯風格形成的關鍵原因，然而譯者并非生活在真空之中，譯者對源語文本的選擇以及譯者翻譯策略和方法的應用都會受到具體歷史時期的社會意識形態(tài)、審美觀和翻譯規(guī)范等因素的制約?；仡檱鴥?nèi)翻譯發(fā)展的歷程， 自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 白話文運動盛行，以魯迅為代表的一些文化精英主張通過翻譯途徑輸入外國語言的詞匯和句法結構，以改良白話文，故而當時許多漢譯作品采用了異化策略和直譯方法甚至硬譯方法，呈現(xiàn)非常顯著的陌生化趨勢。而到了1934年，上海文化界人士陳望道、胡愈之和葉圣陶等發(fā)起大眾語運動，提倡白話文的應用要更加接近大眾口語。受該運動的影響，一些漢譯作品采用歸化策略和意譯方法。

3.源語和目的語語言文化之間的差異。翻譯文本是源語和目的語兩種語言文化影響的產(chǎn)物。不難理解，兩種語言文化之間差異的性質、程度和具體層面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譯者翻譯方法的選擇及目的語詞匯和句式結構的應用，從而對翻譯風格產(chǎn)生影響。如果目的語與源語屬于不同語系，譯者所采用的翻譯策略和方法顯然不同于翻譯與目的語屬于同一語系的源語文本時所采用的策略和方法。因此，翻譯活動涉及的具體語言應視為翻譯風格成因的重要變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