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氏述訓》有言“為學，先要拓其識見，所謂放開眼孔是也”^[38]，所以家族成員在飽讀儒家詩書的基礎上，大都敢于“放開眼孔”參透禪理，熟讀道家理論，對待現實、人生能夠有一種超脫的認識。正因為如此，在遇到時事變化時，能夠深刻認識到福禍相依的辯證關系，按照《杜氏述訓》“凡自任自是者，同則受之，異則拒之”^[39]的指導，做到齊物我、任運隨緣:既可以身在仕途而心向山林，身受衣食之役使而精神保持淡薄清靜。不僅如此，杜氏家族提倡終身教育，這種不斷學習也為杜氏家族快速融入時代打下文化基礎。

杜堮在以七十三歲高齡離職在家到他去世的二十二年中，并沒有像人們想象的那樣，在家休閑，頤養(yǎng)天年，而是一直學習不止，筆耕不輟。在此期間，充分發(fā)揮了他學識淵博的特長，潛心研究經史、地理、軍事、金石、文字、人物、政事、掌故、書畫等，勤奮著述，雜著頗多。據不完全統(tǒng)計，計有《遂初草廬札記》一冊，《石南小記》附《隨筆》《余筆》一冊，《夢余因話》三卷附《因話錄續(xù)》一卷，《思余隨錄》二卷，《思余雜志》二卷、續(xù)二卷，《思余續(xù)錄補》四卷、復補二卷，《修硯余心》二卷，《武鏡》二十二卷，《明末紀事綴筆》一冊，《治安本論》二十四篇，《水輪船說》一卷，《讀鑒余論》、續(xù)及再續(xù)共三冊，《儀征相國石畫記》一冊，《十硯雜識》二卷，《述訓》一卷等，不下三十種，這些都保存在《石畫龕論述》中。在《石畫龕論述》中，杜堮不禁隨筆記錄分析了時政，更難得的是他以八九十歲高齡，清醒分析西洋貨輪在海戰(zhàn)中的優(yōu)勢，以及客觀評價了當時天津等地的海防局面，為水戰(zhàn)提出了可供參考的研究資料。難能可貴的還有，作為耄耋老人的杜堮人老觀念不老，他認真學習西洋地理理論，坦然面對和評價國際局面，為深入了解相關知識，自己手繪世界地圖，將自己對大不列顛等國的認識記錄在冊。

淵博的知識不僅打開了杜氏家族成員的視野，還開闊了他們的胸襟。杜氏家族成員在面對政治環(huán)境的風云變幻時，考慮的不是個人與家庭的恩怨情仇，而是將視野放到更高的層次上。“孩提之童，知愛知敬，始家邦終四海，即由此充之，非有加也?！?sup>[40]說的就是這個道理。例如，清初參加科考的杜漺深知，朝代更替之間，作為既可載舟又可覆舟的百姓，一方面不甘于異族的入侵和統(tǒng)治，另一方面又渴望平定的生活，因此，在為官期間，既考慮到百姓的感受，又不違背為人臣子的義務。順治六年(1649)，清政府任命張存仁為直魯豫三省總督，鎮(zhèn)壓山東榆園農民起義，凡被俘獲的農民軍將士都交由杜漺審訊。杜漺了解到農民起事純系生活所迫、貪官污吏所逼，內心很是同情。于是，他向張存仁建議:“大亂之時，脅從者眾，渠魁即戮，余者當使歸農，以布國家威德;一切殲之，徒獲曠土，何益?”^[41]經過他的審訊，結果僅有一兩人被殺，其余數千農民軍俘虜均被釋放回鄉(xiāng)務農，當地百姓無不拍手稱頌其仁慈。對他的這一舉動，開始督帥張存仁頗為懷疑，不久就省悟說:“君年少敢肩巨如是，吾不及也?！彼倪@種做法，既保全了上千義軍的生命，又贏得上司的器重;維護廣大百姓利益的同時又解除了朝廷的后顧之憂，不能不說是緊扣時代脈搏。

確實，在以儒家思想為正統(tǒng)觀念的中國封建社會中，君主專制，皇權至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君主就是國家的象征?！疤熳幼髅窀改?，以為天下王(《尚書·洪范》)?！敝潦⑻?，太宗李世民又提出了“民者國之先，國者君之本”的觀點。于是乎，忠君愛民便成了作為皇帝集權工具的各級臣子為政的第一懿德。這也正是杜氏家族事業(yè)成功的關鍵所在。不管是杜堮、杜受田為皇室選拔人才，出謀劃策，嘔心瀝血;還是杜翰舍命維護皇室，杜氏家族成員為官公正廉明，為民謀福，為朝廷節(jié)約開支減輕負擔，在一定意義上為朝廷安撫民心、維護朝廷起了相當的作用，受到百姓和朝廷兩方面的歡迎和喜愛。同樣道理，清朝末年，隨著國際國內的風云變幻，清朝政府已經回天乏術，改朝換代已經是歷史必然的選擇，因此，杜家人又積極追隨孫中山革命，成為革命的主力軍。

與杜氏家族形成鮮明對比的黃河三角洲其他名門望族，或許曾經有過他們的輝煌，但他們沒能像杜氏家族那樣緊緊把握時代潮流，與時俱進，所以被過早的淹沒在歷史的長河中。例如，鄒平袁氏家族，袁紫蘭家族的命運與清王朝息息相關，清王朝的康雍乾三朝是其有名的康乾盛世時代，也是袁紫蘭家族的興盛和巔峰時期，它同清王朝一同從嘉慶年間逐步下滑，日趨衰弱。毋庸諱言，也有其家族和自身原因，而且是衰弱的重要原因。外因總是通過內因起作用的，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才是變化的根據。這個內因就是民間所總結的“家無百年富”和“守業(yè)更比創(chuàng)業(yè)難”的說法。這時期的袁紫蘭家族的成員們，守著“金山銀海”，享不盡的榮華富貴，前人栽樹，后人乘涼，坐享其成，不再涌現像乾隆朝與劉墉、紀曉嵐齊名并肩的袁守侗，繼承和弘揚先人的光榮傳統(tǒng)，政治頭腦清醒的俊杰，他們再沒有他們的先人那奮發(fā)向上的激情和活力，為官者碌碌平庸，為民者驕逸奢華，也不乏紈绔子弟，花花公子和敗家子，有的甚至橫行鄉(xiāng)里，為非作歹。在清王朝末期，內憂外患，民族危亡，在那些像林則徐、張之洞、劉銘傳等匡世濟時，抵御外侮，拯救民族危亡的民族英雄時代精英的行列中，再也找不到袁家人的名字。可見，袁紫蘭家族之衰弱事出有因矣!

又如，曾經顯赫的海豐吳氏家族，吳氏家族崇儒重文的家風有利于民族傳統(tǒng)文化精華的繼承和發(fā)展，但同時也應看到這種家風對文化知識的注重僅限于與科舉應試相關義理、辭章、考據之學的講求，到了吳氏家族發(fā)展后期，尤其是光緒以后，對自然科學與新思想的漠視導致家族文化很難更新，最終與時代發(fā)展的潮流南轅北轍。從比較中不難看出，杜氏家族與黃河三角洲其他名門望族相比較，確實存在來自于家族教育和家族思想的優(yōu)越性和先進性，也恰恰合乎陳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的評價:“所謂士族者，其初并不專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祿為其惟一之表征，而實以家學及禮法等標異于其他諸姓?！?sup>[42]

現象反映本質，杜氏家族成員之所以能始終走在時代的前列，成為時代的代言人，其實質就是杜氏家族不變的思想底蘊——杜氏家族為社會政治服務的“經世”思想:在動蕩的社會環(huán)境中，個人的得失不是主要的，只要符合社會發(fā)展的必然趨勢、只要有利于國家民族的發(fā)展，杜氏家族成員就會勇往直前。

(作者:劉雪燕，本文系首發(fā)。)

【注釋】

[1]趙執(zhí)信:《趙執(zhí)信全集》，齊魯書社1993年版，第539頁。

[2]王士禎:《古夫于亭雜錄》卷三，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77頁。

[3]梁啟超:《飲冰室文集》卷一○，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807頁。

[4]杜詩:《江藩入境即事》，《武定明詩鈔》，惠民李衍孫輯，山東省圖書館藏稿本，第三卷，第7頁。

[5]杜漺:《湄湖吟集》卷五《修來園草》，道光九年(1829)刻本，山東省圖書館藏稿本，第17頁。

[6]杜漺:《湄湖吟集》卷五《修來園草》，道光九年(1829)刻本，山東省圖書館藏稿本，第25頁。

[7]杜漺:《湄湖吟集》卷一○《禪悅草》，道光九年(1829)刻本，山東省圖書館藏稿本，第1頁。

[8]杜漺:《湄湖吟集》卷五《修來園草》，道光九年(1829)刻本，山東省圖書館藏稿本，第3頁。

[9]杜漺:《湄湖吟集》卷五《修來園草》，道光九年(1829)刻本，山東省圖書館藏稿本，第3頁。

[10]杜漺:《湄湖吟集》卷五《修來園草》，道光九年(1829)刻本，山東省圖書館藏稿本，第10頁。

[11]杜漺:《湄湖吟集》卷五《修來園草》，道光九年(1829)刻本，山東省圖書館藏稿本，第5頁。

[12]宋琬:《宋琬全集》，齊魯書社2003年版，第122頁。

[13]曹貞吉:《珂雪二集》，清康熙刻本，第89頁。

[14]杜漺:《湄湖吟集》卷七《白下草》，道光九年(1829)刻本，山東省圖書館藏稿本，第17頁。

[15]杜漺:《湄湖吟集》，道光九年(1829)刻本，山東省圖書館藏稿本，第2頁。

[16]王士禎:《王士禎全集》《蠶尾文集》卷一，齊魯書社2007年版，第1799頁。

[17]李澄中:《臥象山房集》四庫全書本，卷一八三，集部三六，別集類存目十。

[18]宋琬:《安雅堂未刻稿》卷四《續(xù)修四庫》，第1405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49頁。

[19]杜漺:《湄湖吟集》卷六《四明草》，道光九年(1829)刻本，山東省圖書館藏稿本，第3頁。

[20]［咸豐］武定知府李熙齡纂修:《濱州志》卷一一《藝文》，第2頁。

[21]張燕嬰譯注:《論語·述而》，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92頁。

[22]張燕嬰譯注:《論語·雍也》，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75頁。

[23]張燕嬰譯注:《論語·學而》，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3頁。

[24]侯玉杰、馮美榮、劉雪燕等:《濱州杜氏家族研究》，齊魯書社2003年版，附錄四，《杜氏述訓》第九則。

[25]侯玉杰、馮美榮、劉雪燕等:《濱州杜氏家族研究》，齊魯書社2003年版，附錄四，《杜氏述訓》第四六則。

[26]杜堮:《石畫龕論述》，四庫未收書輯刊，第9輯，第13冊，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581頁。

[27]杜堮:《石畫龕論述》，四庫未收書輯刊，第9輯，第14冊，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頁。

[28]杜堮:《石畫龕論述》，四庫未收書輯刊，第9輯，第13冊，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593、595頁。

[29]杜堮:《石畫龕論述》，四庫未收書輯刊，第9輯，第13冊，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613頁。

[30]杜堮:《石畫龕論述》，四庫未收書輯刊，第9輯，第14冊，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675頁。

[31]杜堮:《石畫龕論述》，四庫未收書輯刊，第9輯，第14冊，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615頁。

[32]杜堮:《石畫龕論述》，四庫未收書輯刊，第9輯，第14冊，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236頁。

[33]杜堮:《石畫龕論述》，四庫未收書輯刊，第9輯，第14冊，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132頁。

[34]杜翰、杜:《杜文正公年譜》，咸豐九年(1859)刻本，第13頁。

[35]杜翰、杜:《杜文正公年譜》，咸豐九年(1859)刻本，第31—32頁。

[36]杜翰、杜:《杜文正公年譜》，咸豐九年(1859)刻本，第40—41頁。

[37]杜翰、杜:《杜文正公年譜》，咸豐九年(1859)刻本，第33頁。

[38]侯玉杰、馮美榮、劉雪燕等:《濱州杜氏家族研究》，齊魯書社2003年版，附錄四，《杜氏述訓》第一八則。

[39]侯玉杰、馮美榮、劉雪燕等:《濱州杜氏家族研究》，齊魯書社2003年版，附錄四，《杜氏述訓》第一九則。

[40]侯玉杰、馮美榮、劉雪燕等:《濱州杜氏家族研究》，齊魯書社2003年版，附錄四，《杜氏述訓》第三則。

[41]王鐘翰:《清史列傳》，第18冊，中華書局1978年版，第5718頁。

[42]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論述稿》，三聯書社1957年版，第25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