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jié)　文化多元發(fā)展與傳媒話語變遷歷程

一、1978—1991年:文化的分化與新聞本位話語的回歸

(一)社會文化的分化與精英文化的崛起

20世紀70年代末，《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公開發(fā)表后引發(fā)的“思想解放”思潮，不僅僅是對“四人幫”法西斯行為的批判、清算，也不僅僅是對“文革”時期的極“左”思潮倒行逆施的思想文化領域的撥亂反正，更有著對總體性社會時期社會文化弊端的深層反思，對人的主體地位、價值與尊嚴的探究，對與改革開放歷史進程相一致的新文化形態(tài)構建意義。

在改革開放之前的總體性社會里，所有制的設置、社會資源的配置、社會財富的分配等方面都體現(xiàn)著嚴格的一元性和政治性，政治、經(jīng)濟、文化高度強制地整合在一起，一切都是權力話語的控制和投射。其間，經(jīng)濟體制上的國有化和計劃性，消解著任何獨立運作的可能性，任何經(jīng)濟活動都是政治的附庸。企事業(yè)單位的行政組織體系，使全體社會成員都隸屬于這個巨大的社會系統(tǒng)之中，個體的行為和獨立性被抑制了。而文化的一元性則呈現(xiàn)出明顯的排他性和壟斷性，在不存在任何其他異質文化成分的環(huán)境中，它具有唯一合法化的地位，以致觀念、審美趣味都成了高度一致的政治系統(tǒng)的必然延伸。在“文革”反對“封、資、修”的“革命”口號中，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狀態(tài)深受影響。與他人絕對一致的外表和生活習慣、行為模式，是保持無產階級艱苦樸素的革命傳統(tǒng)本色，求同避異是普遍的文化心理定勢。這一狀況，一直延續(xù)到“文革”結束。從1978年開始的思想大解放及隨后的改革開放，在克服總體性社會政治、經(jīng)濟危機的同時，也克服了總體性社會的文化危機。

從文化的視角看，當時社會文化生成的環(huán)境中，有幾個因素不容忽視:

一是對“文革”的反思與批判。“文革”對社會、文化、經(jīng)濟造成的全面災難和深重危機，成為這種“文革”后“中國學術的‘知識譜系’建立的主要歷史思想依據(jù)”⁽¹⁾。正如《光明日報》在1978年5月11日發(fā)表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指出的那樣:“無論在理論上或實際工作中，‘四人幫’都設置不少禁錮人們思想的‘禁區(qū)’……科學無禁區(qū)。凡是有超越于實踐并且奉為絕對的‘禁區(qū)’的地方，就沒有科學，就沒有真正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只有蒙昧主義唯心主義、文化專制主義?！闭窃谶@種全面反思，超越禁區(qū)的文化氛圍中，在文化、文學、藝術、哲學等文化思想領域，一場深刻而又廣泛的文化反思與批判、建構的思潮全面涌起。

二是國門洞開，西學東漸。在20世紀80年代，有六套以介紹西方文化、導入西方文化思想資源的叢書影響極大，即:華夏出版社的“二十世紀文庫”，人民出版社的“三個面向叢書”，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新學科叢書”，貴州人民出版社的“傳統(tǒng)與變革叢書”，浙江人民出版社的“比較文化叢書”，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走向未來叢書”，等等。這些叢書的出版，給當時的社會觀念與文化發(fā)展帶來了一股又一股沖擊波。而1985年前后，“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的出版與發(fā)行更是對當時的“文化熱”產生了巨大影響。這套叢書關注西方從古典到現(xiàn)代的人文主義思潮的引進，尤其重視德法的現(xiàn)象學、闡釋學、存在主義、宗教學、法蘭克福學派以及各種非理性主義的譯介，從人文主義的價值批判立場出發(fā)，對現(xiàn)代化過程中人性、價值和意義世界的失落，充滿了文化上的憂慮。正是在這些叢書和眾多文化機構的努力下，整個80年代，中國思想文化領域導入了大量的西方學術資源。從古代希臘的文學、藝術、哲學，到文藝復興時代的思想文化，再到現(xiàn)代西方的歷史學、哲學、藝術學、文學、政治學、法學、傳播學，無論康德哲學、新康德主義，黑格爾哲學、新黑格爾主義，還是現(xiàn)象學、解釋學、弗洛伊德主義、存在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邏輯分析哲學，等等，都先后涌入國門。這批思想資源使得知識分子在中國與西方、傳統(tǒng)西方與現(xiàn)代西方的決裂與選擇的雙重痛苦中，重新鍛造自己的批判意識、學術品格和徹底懷疑精神。

三是文化控制自由空間的釋放。眾所周知，中國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是在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確立的。而在這次會議的五天前，鄧小平發(fā)表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講話中有關“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條件”的論說，則對于這一思想路線的確定及這以后開展思想解放運動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鄧小平說:“當前這個時期，特別需要強調民主。因為在過去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民主集中制沒有真正實行，離開民主講集中，民主太少?，F(xiàn)在敢出來說話的，還是少數(shù)先進分子?！薄拔覀円獎?chuàng)造民主的條件，要重申‘三不主義’:不抓辮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黨內和人民內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壓制、打擊的手段?！薄叭罕娞崃诵┮庖姂撛试S，即使有個別心懷不滿的人，想利用民主鬧一點事，也沒有什么可怕。要處理得當，要相信絕大多數(shù)群眾有判斷是非的能力。一個革命政黨，就怕聽不到人民的聲音，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F(xiàn)在黨內外小道消息很多，真真假假，這是對長期缺乏政治民主的一種懲罰?！薄叭嗣袢罕娞岢龅囊庖?，當然有對的，也有不對的，要進行分析。黨的領導就是要善于集中人民群眾的正確意見，對不正確的意見給以適當解釋。對于思想問題，無論如何不能用壓服的辦法，要真正實行‘雙百’方針。一聽到群眾有一點議論，尤其是尖銳一點的議論，就要追查所謂‘政治背景’、所謂‘政治謠言’，就要立案，進行打擊壓制，這種惡劣作風必須堅決制止?！?sup>(2)正是這樣的“發(fā)揚民主”的指導思想，使當時的文化控制釋放出一定的自由空間。1980年，《中國青年》雜志社發(fā)表了署名潘曉的文章——《人生的路為什么越走越窄?》并引發(fā)了持續(xù)三年的“人生大討論”。這實際上標志著《中國青年》突破了某種言論禁忌，讓一種不同于統(tǒng)一口徑、不同于主導文化要求的聲音得到公開表達。

就文化的分化來看，20世紀80年代對于總體性社會文化危機的克服是以多元文化裂變的策略實現(xiàn)的。在文化整體格局演進過程中，逐漸形成了大眾文化、官方文化和精英文化“三足鼎立”的新格局。不過，在這種一分為三的新的文化格局中，當時崛起的精英文化是作為文化主潮而發(fā)揮影響的。

所謂精英文化，是以社會知識分子和所謂文化人階層創(chuàng)造、傳播和分享的文化。精英主要是指社會為其專門設置知識生產或傳播職業(yè)的社會核心價值觀念的生產者與傳播者。精英文化強調知識分子的主體性、獨立性和批判性，強調文化創(chuàng)造與生產的專業(yè)性和自由創(chuàng)造性。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根本分野并不僅僅是雅俗之分與高低之別，更重要的是在傳統(tǒng)的大眾傳播時代它具有導引社會價值、教化大眾的文化擴散與傳播功能。精英文化價值核心在于強調知識生產與傳播的專業(yè)性，通過捍衛(wèi)專業(yè)的自主性來否定文化的“他為”工具性、實用性和功利性。

雖然20世紀90年代商業(yè)消費文化的勃興，使得20世紀80年代成為精英文化凸現(xiàn)的“最后的輝煌”時刻，但當時的中國文化人能用批判的眼光來表達對國家、對文化和對自身生存的這塊土地的摯愛，這是思想解放和思想自由的初步表現(xiàn)。精英文化的勃興，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的表征:

第一，文化本體的追尋。當時的“文化熱”似乎并不只是幾個文化人的事，而成了整個社會的現(xiàn)象?！拔幕痹谀莻€時代會成為社會的關鍵詞，源于社會精英文化意識的覺醒和對于文化的自覺追尋?！拔母铩苯Y束到20世紀80年代初，通過恢復高考走進大學課堂的知識分子都痛感沒有“文化”，困惑什么是“文化”。尤其是那一批曾經(jīng)上山下鄉(xiāng)、在農村的“廣闊天地里”蹉跎歲月的“知青”，痛感自己被耽誤太久，雖然走進了大學課堂，已經(jīng)取得了“天之驕子”的社會階層身份，但只不過是認識幾個字的青年。“我們知青這一代尤其如此，知青就是沒有文化的人，所謂知識青年的意思就是不配叫知識分子，不過是認識幾個字但沒有什么文化的青年。我們那時都強烈感覺不但自己沒有文化，整個中國都沒有文化，這個感覺在阿城和陳丹青的訪談中都談的特別明顯。”⁽³⁾正是基于對文化的反思與追尋，20世紀80年代的“文化熱”先后經(jīng)過新啟蒙的崛起、主體性探究、新方法探索而顯出實績。

第二，新啟蒙的崛起。整個20世紀80年代是一個學問家淡出、思想家凸現(xiàn)，理想主義與啟蒙精神大旗高揚的時代。中國現(xiàn)代歷史上有過兩次啟蒙，第一次啟蒙就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產生了新的思想，完成了中國民族國家的重建。第二次啟蒙就是20世紀80年代民間半民間的啟蒙運動，它與體制內的思想解放運動相呼應，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奠定了思想基礎。沒有20世紀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啟蒙，今日中國經(jīng)濟高速發(fā)展是不可思議的。這第二次啟蒙是對“文革”的徹底否定，是對五四以后的意識形態(tài)進行反思，由此上溯到對整個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反思與批判?！耙簿褪呛芏嗳苏J為中國之所以沒有現(xiàn)代化，是因為‘中國文化傳統(tǒng)’有問題，所以用西方文化作對照來批判中國文化傳統(tǒng)，成為八十年代中期‘文化熱’的主流?！?sup>(4)例如，金觀濤等人所著的《興盛與危機——論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wěn)定結構》一書，更注重從歷史整體觀上去了解中國封建社會的內部結構，從經(jīng)濟、政治和思想文化幾個方面的交互影響和互為因果的歷史變化中進行綜合的探索，從而成為傳統(tǒng)文化批判的代表性著作。不過，當時的文化啟蒙也與世界范圍內的人文思想變化有些脫節(jié)。新啟蒙運動當時面臨著世界范圍內人文思想領域的知識大變動、大更新，比如后結構主義、后殖民理論和女權主義的興盛。對此，新啟蒙的主流基本沒有理會，而是把目光轉向了經(jīng)典理論，從而造成了一個脫節(jié)，這種脫節(jié)必然帶來膚淺。

第三，主體性探究?！拔母铩笔暌彩且粋€“狠斗私字一閃念”，讓人們“在靈魂深處爆發(fā)革命”的人的異化年代。因而，到了20世紀80年代，追求人的解放，渴望人性復歸，思考人的自由，尋求人的尊嚴，成了一種潮流。作為社會生活主體的“人”，被幾代文化探索者高舉起來，成為全社會最引人注目、最敏感、最能激發(fā)理性思考又最能寄托浪漫情懷的字眼?！耙磺卸剂钊讼肫稹逅摹瘯r代，人的啟蒙，人的覺醒，人道主義，人性復歸……都圍繞著這感性血肉的個體從作為理性異化的神的踐踏蹂躪下要求解放出來的主題旋轉。人啊人的吶喊遍及各個領域各個方面。這是什么意思呢，相當朦朧;但有一點又異常清楚明白:一個造神造英雄來統(tǒng)治自己的時代過去了，回到‘五四’時期的感傷憧憬迷茫嘆息和歡樂。但這已是經(jīng)歷了六十年之后的慘痛復歸?！?sup>(5)這里凸現(xiàn)的是對人的主體性及其需要的肯定，對人的地位與價值、尊嚴的追求。這一內生性追求，當與被禁絕多年而又被重新引進的西方文化交融時，立即形成新文化的燎原之勢，如尼采哲學、存在主義哲學、弗洛伊德心理學、馬斯洛需要層次理論，等等，固然多屬于過去的違禁品，但同時也都是被人們囫圇吞棗地看做高揚了“人”的學說與思潮。甘陽在1984年翻譯了一本恩斯特·卡西爾(新康德主義哲學家)的《人論》，銷量竟高達24萬冊，在純學術書出版中，一時洛陽紙貴。作為哲學思潮的人道主義的話語，在對社會異化現(xiàn)象的反思中，成為不同理論脈絡和意識形態(tài)脈絡的人文話語共同關注的“主體性問題”，并且參差錯雜地交織為一個響亮的聲音:文學界形象地稱之為“大寫的人”，哲學、美學界則籠統(tǒng)地稱之為“人學”。盡管當時的“主體性”問題成為一個歧義迭出的文化熱點，但無論是哲學界還是文藝界關于“主體性”的闡釋和啟蒙思想的重新塑造，關于人自身理想化和烏托邦的反思，以及對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的主體精神的超級想象，無疑都使主體性問題獲得了全面梳理。美學界的“積淀說”、文學界的“人物性格二重組合論”、藝術界的“對人性的呼喚”，等等，對主體精神覺醒的痛苦記憶以及自我心靈蘇生的張揚，均使主體性問題引起整個社會的空前關注。

第四，新方法的探索。20世紀80年代的思想啟蒙與主體性追尋，也使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在新方法探索方面獲得了長足的進步。伴隨著一系列西方文化思潮與學術資源的導入，與理論水乳交融的研究方法，也打開了學人的視野?，F(xiàn)象學方法、解釋學方法、西方馬克思主義方法、女權主義方法、文藝心理學方法、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榮格神話原型方法、結構主義方法、符號學方法，等等，都涌進了人們的眼簾。特別是1985年被稱為方法論年，在這一年由“舊三論”(信息論、系統(tǒng)論、控制論)到“新三論”(突變論、協(xié)同論、耗散結構理論)等自然科學研究方法進一步向人文科學的領域滲透、延展，極大地拓展了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和工具。而在1986年出現(xiàn)了“本體論”熱，又從“本體論”構架的層面，提升研究方法探索的路徑，使文化熱潮進一步深化、衍射，進而關注存在、價值、對話、心靈交流等一系列哲學、美學、文學本體問題。宇宙“時空本體”的總體存在性，現(xiàn)代“人的本體”存在語境與狀況，文學“作品本體”存在的詩意表述，“主體間性”存在的“價值本體”交流，以及讀者和作者間的“本體對話”等問題(藝術本體論)，都引發(fā)了人們對于存在與價值的深度追問。

總之，無論是文化本體的追尋、新啟蒙的崛起、主體性的探究，還是新方法的探索，處于中國社會轉型分化階段的精英文化的興起與發(fā)展，一方面解構了傳統(tǒng)的總體性時代的一元化主導文化，另一方面推進了文化的分化性發(fā)展。正是精英文化自身的崛起，構建了高揚人的本體性的中國當代高端文化，同時也為新聞本體觀念的回歸提供了重要的文化資源。

(二)新聞話語本體觀念的回歸

1978年以前，傳媒作為社會動員與整合工具，甚至作為階級斗爭工具的功能被不斷強化，新聞的功能被嚴重異化，新聞輿論幾乎被“兩報一刊”控制，新聞作品背離了新聞的基本要求，籠罩在階級斗爭的“權力話語”之中，呈現(xiàn)出單一化、簡單化、經(jīng)驗化、虛假化的特點。

在傳媒角色轉型的過程中，在文化分化與互動作用下，新聞報道話語逐步摒棄“階級斗爭”的陰影，實現(xiàn)話語轉型，回歸新聞本體。這一話語回歸的過程，開始于新聞改革的悄然啟動。1979年3月，全國新聞工作座談會統(tǒng)一新聞界的思想，決定實現(xiàn)新聞宣傳工作重心向社會主義的經(jīng)濟建設主戰(zhàn)場轉移的戰(zhàn)略轉變。1980年，部分人大、政協(xié)代表提出制定新聞法的建議。1984年，全國人大成立新聞法研究室，引發(fā)一系列以新聞法為中心的新聞改革大討論。與此同時，“新聞界開始從‘黨報本位’理論回歸‘以新聞為本位’的新聞理念，新聞的信息功能得以強化，各大新聞媒體都把時效、信息量和抓重頭新聞放在首要地位，特別是廣播、電視都注重播出‘正在進行’的消息”⁽⁶⁾。此后，新聞話語回歸的進程持續(xù)推進。新聞話語向新聞本位回歸的標志在于至少有兩種新聞生產模式在當時發(fā)生作用:依據(jù)新聞傳播規(guī)律的新聞專業(yè)生產模式和依據(jù)宣傳規(guī)律的新聞宣傳生產模式。

如果說，黨報的新聞傳播還是依據(jù)新聞的宣傳生產模式在進行的話，那么伴隨著新聞本位觀念的回歸和對新聞價值的重視，一種立足于讀者需要，立足于消除讀者對于社會生活和環(huán)境變化認知的不確定性的新聞專業(yè)生產模式開始影響報紙的新聞傳播。由于缺乏調查數(shù)據(jù)和文本分析的支持，我們無法十分準確地指出哪一些報紙、哪一些報道是按照新聞生產專業(yè)模式傳播的，但是追尋著新聞報道思潮的變化軌跡，依然可以看出，20世紀80年代前期的批評性報道的重大突破表征著新聞專業(yè)生產模式的開始，后期深度報道的勃興則表征著新聞專業(yè)生產模式的形成。

宣傳生產模式向新聞專業(yè)生產模式遷移的標志之一，是重視新聞傳播規(guī)律和新聞價值。對新聞傳播規(guī)律和新聞價值的思考是在主客之爭、階級之爭、新聞寫作過程的前后之爭等爭論的社會場域中進行的。盡管當時“左”的禁錮還很強勢，但一批探索者們義無反顧地強調新聞傳播的真實、客觀、及時等新聞傳播規(guī)律，肯定新聞價值是進行事實的發(fā)現(xiàn)、選擇和傳播的第一標準和最主要尺度。他們不僅在理論上認為“新聞報道的存在依賴于新聞價值的存在，新聞價值是新聞報道安身立命之本，新聞價值大小則是衡量新聞報道是否‘優(yōu)秀’的最主要尺度”⁽⁷⁾，而且在實踐中也是這樣指導新聞實踐的。例如，對于1984年中部某省優(yōu)秀廣播稿件的評選，有專家就強調“新聞價值”標準應先于“宣傳價值”標準，“新聞事實不新”、“新聞時效不快”、“新聞信息不充分”、“新聞表現(xiàn)形式單一”則是當時一些“新聞”稿件的通病。⁽⁸⁾正是這樣的理性探索為新聞的專業(yè)生產模式建構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層面支撐。

宣傳生產模式向新聞專業(yè)生產模式遷移的標志之二，是一批著名的黨報職業(yè)傳播者也部分地認同新聞專業(yè)生產模式。在改革開放、思想解放和重視新聞傳播規(guī)律、新聞價值的社會場域之中，新聞的宣傳生產模式也發(fā)生了較大的變化。宣傳紀律固然必須恪守，但向新聞本體的逼近、向新聞傳播規(guī)律的回歸，也是一批黨報職業(yè)傳播者的新聞操作選擇之一。例如，穆青與范敬宜等人的新聞觀念，代表了當時黨報職業(yè)傳播者的“新思維”。20世紀80年代前期擔任新華通訊社社長的穆青在努力實現(xiàn)他的建設有中國特色世界性通訊社夢想的過程中，也吸收了新聞專業(yè)生產模式的部分因素。他的思維受到美國人特克爾實錄體紀實文學著作《大分裂》的“撞擊”時，立即產生了“實錄性新聞”的概念，著眼點則是如何更好地滿足受眾的需求，加強傳受雙方的互動。而范敬宜進入《經(jīng)濟日報》時自創(chuàng)的“三貼近”(同中央精神貼得近些再近些，同實際工作貼得近些再近些，同群眾脈搏貼得近些再近些)的新聞報道方針，雖然還留有極強的新聞宣傳模式的痕跡，但已經(jīng)看得出對新聞專業(yè)生產模式的認同與回歸，看得出對受眾需要和興趣、受眾利益的重視。

宣傳生產模式向新聞專業(yè)生產模式遷移的標志之三，是批評性報道的重大突破。1980年是新時期的批評性報道取得重大突破的元年。時年7月22日，《人民日報》、《工人日報》同時報道了發(fā)生在1979年11月25日的石油部海洋石油勘探局“渤海二號”鉆井平臺沉船的特大事故，實現(xiàn)了批評性報道的三個突破⁽⁹⁾:一是突破了對重大事故和重大決策性錯誤不公開報道的做法;二是突破了對先進典型的缺點錯誤不公開批評的做法;三是突破了對高級領導干部的錯誤不公開批評報道的做法。在對“渤海二號”事件公開報道之前，新華社和《人民日報》披露了山西省昔陽縣“西水東調”的勞民傷財和愚蠢蠻干的事實，揭露了“農業(yè)學大寨”的虛假性。1980年10月16日《中國青年報》在頭版頭條位置發(fā)表通訊《敢于向特權挑戰(zhàn)的人》，披露了時任國家商業(yè)部部長的王磊在北京“豐澤園”大吃大喝卻只“付的不過是一碗湯錢”的大搞特權的事件，公開點名批評現(xiàn)職部級高官。此后，批評性報道成為重要的新聞傳播思潮。據(jù)統(tǒng)計，1983年至1985年間，各地新聞傳媒報道的有關官僚主義和干部犯罪案件共476件，形成了輿論監(jiān)督的強大聲勢。⁽¹⁰⁾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將媒體批評報道的針砭力度推向頂點的是1988年前后，批評報道明顯增加，各媒體主要集中批評不正之風，尤其是對“官倒”、以權謀私、貪污腐敗等重大案件的披露、曝光。傳媒對一系列社會問題進行批評曝光，極大地釋放了新聞傳媒建構社會生活的能量，提升了新聞傳媒對社會生活的影響力。

宣傳生產模式向新聞專業(yè)生產模式遷移的標志之四，是深度報道的勃興?？梢哉f，1985年是中國深度報道的元年。當年獲得全國好新聞特等獎的《有膽識的決定——武漢三鎮(zhèn)的大門是怎樣敞開的》與《中國青年報》在1985年12月連續(xù)刊登的《大學生成才追蹤記》代表著深度報道正式進入報紙新聞傳播的視野。此后，中國新聞界尤其是報壇，刮起了一股深度報道的旋風。直擊社會生活的熱點、難點、焦點的深度報道，在一時間蓬勃而出，蔚為大觀。當時，《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經(jīng)濟日報》等全國性大報和當時發(fā)行覆蓋全國的《羊城晚報》等報紙，刊發(fā)了一大批很有影響的深度報道，表征著深度報道的勃興，也極大地提升了傳媒的公信力、影響力。當我們再去閱讀那些代表著20世紀80年代后期新聞人職業(yè)水準的深度報道的時候，觸摸著當時新聞改革的前沿成果的時候，我們感受到了比較完善的新聞專業(yè)生產模式的存在。它們不僅恪守新聞傳播規(guī)律，依據(jù)新聞價值規(guī)律的要求發(fā)現(xiàn)、選擇、傳播事實，而且“它們以獨有的深度、力度及廣泛的社會影響，向單一化、表面化的傳統(tǒng)報道方式發(fā)起了挑戰(zhàn)”⁽¹¹⁾。不回避矛盾敢于抓住社會生活的“熱點”和“難點”，深入新聞事實的內部挖掘新聞的深層價值，用理性過濾事實展示新聞分析的力量，表現(xiàn)事物連續(xù)不斷的變化和永無休止的發(fā)展過程等正是深度報道所具有的重要特點。⁽¹²⁾這樣的深度報道，顯然是一種彰顯“報紙的良知”的報道方式，是“一種就當日事件在賦予其意義的情境中的真實、全面、智慧的報道”。深度報道的勃興，表征著新聞生產的模式從宣傳模式到新聞模式遷移的完成。

而在新聞語言方面，新聞界倡導新聞要短些，短些，再短些，提出新聞語言要體現(xiàn)“新聞事實”，不能把新聞報道寫成常見的“黨八股”、“官樣文章”，以改變過去“文革”時期在敘述事實的過程中，講一些空洞道理，空話、大話和假話連篇的宣傳話語模式，還原新聞語言以樸素本真、生動活潑。這一時期，消息寫作已經(jīng)形成基本特點，簡練，通俗易懂，白描為主。新聞運用白描的手法進行事實敘述，勾勒出事實的輪廓即可，不做過多的渲染。短新聞的出現(xiàn)，順應了這一寫作要求，成為消息題材的新品種。新聞界普遍認為消息只有短了才能滿足讀者快速閱讀的需要，如果寫得拖沓冗長，人讀之則索然無味。

二、1992—2001年:大眾消費文化的崛起與新聞話語平民化

(一)精英文化的斷裂與大眾消費文化的崛起

20世紀80年代是一個各種思潮不斷涌現(xiàn)與交鋒的時代，也是一個思想活躍、激情澎湃的年代，但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期與20世紀90年代初期，社會改革的調整與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路徑的遷移等原因，導致一批“知識分子”的改造社會的浪漫追求與理想情懷的破滅和精英文化的發(fā)展勢頭戛然而止。“咀嚼和感受自身存在的焦慮——生命之‘輕’的失落，奉獻社會的無奈，以及對真理、價值、崇高的褻瀆，成為知識分子內在分化的現(xiàn)實處境?！?sup>(13)與此相對應，20世紀90年代則是大眾消費文化發(fā)展的關鍵時期。

追溯這個階段大眾消費文化崛起的原因，有五個方面的影響因素不容忽視:

其一，市場經(jīng)濟體制構建的推動。大眾消費文化是一種消費社會的文化，它形成的前提是社會物質的相對豐富，消費需要的多樣化與消費方式的多元化。在一個資源短缺的社會，在一個消費控制的社會是不可能形成消費文化的。盡管伴隨著改革開放自由資源空間的釋放，包括消費自由空間的釋放，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國民的消費活動較之于1978年以前，已經(jīng)有了較大的變化，但消費文化時代的來臨，還是在1992年開始構建市場經(jīng)濟體制之后。市場經(jīng)濟與消費文化之間具有天然聯(lián)系。消費者是市場構成的主體之一。正是消費者的消費欲望、消費需求及其追求實現(xiàn)的消費行為，構成了整個市場經(jīng)濟的基石。所謂市場經(jīng)濟，說到底就是充分開發(fā)人的消費需要，充分滿足消費需要的一種經(jīng)濟制度形態(tài)。因此，市場經(jīng)濟體制這一改革目標的確立，必然與消費文化的勃興相伴相隨。

其二，中國社會向消費社會轉型。市場經(jīng)濟體制的構建和市場經(jīng)濟的發(fā)展，促使社會經(jīng)濟總量和國民消費能力極大地提升。如果按人均GDP和人均收入計算，中國無疑依然是最大的“發(fā)展中國家”，但自從20世紀90年代進入市場經(jīng)濟體制構建以來，社會GDP總量一直保持在9%以上的增長速度，生產旺盛、需求旺盛、消費旺盛，大體上是中國市場的總體特征。與此同時，國民的購買能力逐漸提高，消費欲求也明顯加強，這一點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人群中體現(xiàn)得尤其明顯。有學者早在2000年便已指出: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城市家庭對耐用消費品的購買已經(jīng)變成了對高檔音響、大屏幕彩電、分體空調等方面的追求，“新富”家庭開始以名牌服裝和私人洋房、私家汽車來顯示自己與眾不同的“檔次”和“品位”?！吧鲜鲎兓欣碛墒刮覀兗俣?，中國社會正逐步進入消費社會”。⁽¹⁴⁾這一判斷大體上是可以成立的。

其三，社會中上階層的消費示范。正是在20世紀90年代，中國新的社會階層結構開始顯現(xiàn)。社會學家李強采用利益群體的社會分層范式對中國的社會階層進行劃分，并根據(jù)在工業(yè)化與市場化“雙重轉化”過程中人們利益獲得和利益受損的狀況將國民劃分為四個利益群體或利益集團，即特殊獲益群體、普通獲益群體、利益相對受損群體和社會底層群體。⁽¹⁵⁾所謂特殊獲益群體是在社會轉型過程中獲益最大的群體，例如民營企業(yè)家、私營企業(yè)主、壟斷行業(yè)高層管理人員、三資企業(yè)管理和技術階層，市場上的各類經(jīng)紀人，歌星、影星、體育明星，以及通過各種途徑獲得了巨大利益的國家與社會、國有企業(yè)的管理人員。他們是擁有較大的消費話語權、資產話語權、管理話語權的人群。這一特殊獲益群體，也即社會的上層。所謂普通獲益群體是指改革開放以來從經(jīng)濟、文化等各方面資源中獲得了明顯利益的群體。知識分子、干部、黨政機構的辦事人員、企業(yè)中底層管理人員，以及一部分工人、農民，等等，均屬于這普通獲益群體。這一群體，屬于社會中層。所謂利益相對受損群體指的是在改革的過程中利益受到了損害的群體，主要是指下崗職工群體和富裕地區(qū)的部分失地農民、大學畢業(yè)待業(yè)人員等。這些利益相對受損群體，屬于社會的中下層。所謂社會底層群體是指經(jīng)濟收入低于貧困線以下的社會群體，主要包括邊遠山區(qū)的絕對貧困人口、城市下崗職工中的生活極端貧困者、貧困農民和在城市中居無定所、無正當職業(yè)的農民工等。社會的中上層，尤其是特殊獲益群體，具有強大的購買能力，他們已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一種“炫耀性消費”，或稱為“夸示性消費”，并引導著當今社會的消費潮流。正如維布倫所指出的那樣:“夸示性消費在城市的煽動力更強，引發(fā)的短時效應也更顯著。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城里人更積極地投身于夸示性消費;而且，在互相趕超的比拼中，城里人把夸示性消費的正常標準推向更高，以至于他們不得不以更大的支出來表現(xiàn)某種既定的體面規(guī)格?！?sup>(16)可以說正是這種帶有炫富色彩的夸示性消費，帶動了人們的消費熱情，也刺激了人們的消費欲望。

其四，國際消費文化的影響。20世紀90年代是中國在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框架之內，逐步走向全球經(jīng)濟一體化循環(huán)圈的關鍵年代，是加入WTO的重要準備期和過渡期。發(fā)達國家及港澳臺地區(qū)的消費時尚、著名品牌、娛樂產品，大量涌入國內，極大地提升了國人的消費視野，激發(fā)了消費欲望。國際消費文化的影響，主要表現(xiàn)為三點:第一，改變了消費環(huán)境。無論是經(jīng)濟特區(qū)，還是沿江、沿海開放城市，抑或是中西部的大中城市，伴隨著跨國公司在中國市場擴張的步伐，歐美、日本，以及大中華文化圈發(fā)達地區(qū)的著名品牌及其產品的角觸，伸向了全國各地，成為消費對象。第二，改變了消費觀念。伴隨著電視傳媒的發(fā)展和網(wǎng)絡傳媒的勃興，全球時尚中心城市的消費觀念，幾乎可以與策源地同步在中國市場迅速擴散。無論是紐約、倫敦、巴黎，還是東京、香港、柏林，這些消費時尚鋒線城市的最新信息瞬間可能成為中國消費市場的觀念來源。第三，改變了消費習慣。20世紀90年代，國人的消費完成了從物的消費到符號消費的轉型，人們不再僅僅考慮商品的使用價值，而且還重視對產品的直觀、感覺、情感、偏好和品牌的象征意義與價值。

其五，媒介廣告對消費觀念與方式的引導。廣告的基本功能就在于刺激消費，拓展需要，激發(fā)購買欲望。在整個20世紀90年代，由于廣告監(jiān)管制度的疏松和執(zhí)行不力，廣告公司與廣告主及傳媒合謀，導致媒體虛假廣告大肆泛濫，使廣告?zhèn)鞑サ呢撁婀δ苓^于張大，進而從強化享樂傾向、宣揚極端消費競爭等消極方面引導了消費觀念與方式?；仡櫮莻€時期的廣告，可以發(fā)現(xiàn)，其調動了包括音樂、舞蹈、繪畫、雕塑、時裝、攝影等幾乎所有的藝術手段，向受眾展示了一個“不看不知道，一看真奇妙”的享樂主義世界，一個以錢為通行證的魔幻世界。在廣告世界里，似乎只要有錢，就永遠可以買到更新更好的產品，享有更新更好的生活，擁有更新更好的服務。在廣告的世界里，人們只看見俊男和靚女，香車和別墅，幸福的表情，浪漫的場景，亮麗的色彩。廣告喋喋不休地告訴人們，這是一個喧囂、快樂、炫耀、娛樂、享受的時代;這里的每個人都很獨立、自由、放任、瀟灑，人的各種欲望得到空前的滿足。廣告就這樣喚起人們的消費激情，煽起人們的消費欲求，糾結成難分難解的“欲購情結”。這個“欲購情結”潛移默化地讓大眾把名牌商品、高檔商品當成現(xiàn)代性的象征;它還把人們的地位、名望、尊嚴、榮譽，與擁有多少名牌、高檔消費品“聯(lián)結”起來。因此，廣告總是刺激、引導、開拓、創(chuàng)造著大眾的消費欲望和需求，同時也助長一種消費至上的意識。廣告對于受眾的消費至上意識的不厭其煩地引導，所產生的負效應就是推動極端消費競爭、強化享樂傾向。廣告?zhèn)鞑ネ心康牡匕涯撤N消費品與特定的消費對象聯(lián)系起來，突出并渲染消費方式的等級差異。強調消費等級差異就會讓受眾感到向下跌落的威脅和向上攀比的誘惑，從而更積極地投入購買活動。這樣，人的“欲購情結”就會受到空前的激發(fā)，就會把地位、尊嚴與消費品掛鉤，成為廣告的俘虜，把消費視為提高社會地位的主要途徑。在這種怪圈中，人們越來越重視商品的象征和顯示功能，消費失去它的本來含義，成為“比富爭奢”的行為。如果廣告引導的消費趨勢遠遠超過大多數(shù)受眾的生活實際狀態(tài)和經(jīng)濟承受能力，從而助長人們炫耀消費(比富)，那么消費也就變成了浪費了。例如，1996年底，浙江一家服裝公司，特制了10套高檔西服，總零售價為50萬元，其中最貴的一套售價為6.8萬元。該企業(yè)打出的廣告語是“50萬元能買幾套某某西服”?廣告?zhèn)鞑ラ_來，社會反響異常強烈，引來眾多非議。

大眾消費文化的發(fā)展，為新聞話語的平民化趨勢的彰顯，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土壤。一方面，它推進了新聞話語的平民化轉型，使新聞報道不能不以平民的視點為人們提供信息服務，但另一方面，又導致傳媒把受眾視為消費者，而致使新聞話語的娛樂化、低俗化傾向抬頭。

(二)新聞話語的平民化趨勢彰顯

所謂新聞話語的平民化，是指新聞報道在內容、主題的選擇上持平民立場，傾向于針對同平民利益密切相關、最具現(xiàn)實意義的事實、問題加以報道;在表達方式和語言風格上，采用一種平民能夠理解的通俗形式，站在平民的立場“代民立言”。這即新聞報道的題材、內容、視點、語言，轉移到受眾的注意力資源的吸引與整合上，從而體現(xiàn)出明顯的平民化趨勢。

新聞話語的平民化趨勢彰顯，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的表現(xiàn):

第一，報道的內容，關注普通人的生活狀態(tài)。從傳媒的內容來說，對于普通人生活狀態(tài)和生命價值的關注，知曉權和話語權向平民階層轉移，成為傳媒平民化的重要特征。無論是紙媒的新聞，還是電子傳媒的報道，甚至是稍后崛起并深度介入社會生活的網(wǎng)絡傳媒，均是這樣。例如，1993年，中央電視臺《東方時空》欄目在早間時段開播，其中《生活空間》版塊第一次將記錄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作為常規(guī)工作，“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吹響了電視傳媒平民化的號角。在早間節(jié)目嘗試成功的基礎上，1994年，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在黃金時段開播，輿論監(jiān)督的常規(guī)化、正式化，體現(xiàn)了對于受眾知曉權和政治參與權的重視。1996年，中央電視臺《實話實說》的開辦，則使傳媒話語權進一步向平民階層轉移;同年，《新聞調查》開播，受眾知曉權在深度和廣度上更是有了極大拓展。人文關懷和平民意識被各種傳媒紛紛引以為價值標準和實踐準則。

第二，話語立場上，以平民的視點與需要展開報道。新聞報道不再高高在上，高談闊論，指點江山，揮斥方遒，而是以平民的視角、平民的態(tài)度、平民的感受表達平民的生存現(xiàn)狀與生活理想，展現(xiàn)普通人的真實需要。《南方周末》、《中國青年報》、《北京青年報》等報刊的調查性報道就是這一時期的平民化新聞的典型。當時不少的調查性報道，其敘述視角及隱含的敘述者傾向都代表了一種草根本位而非精英本位的話語模式。例如，《羊城晚報》在1994年針對市民普遍關心的肉價居高不下的問題，策劃并推出了“追豬報道”:在107國道長達10多公里的“追豬”過程中，記者扮成豬販子混上豬車，與豬販子攀談摸底，目擊沿路設卡勒索、治安混亂、生豬市場缺乏管理等種種情況，使其在報道中得以層層揭露。這組報道歷時一個半月，共發(fā)稿件60多篇，在湘、桂、粵三省激起強烈反響，最終促使了政府的整治措施出臺。還有，創(chuàng)辦于1998年的《中國青年報》時事評論欄目《冰點時評》，勇于對社會上所謂“熱點”、“焦點”進行“反叛”，熱衷關注那些“冰”得無人理會的大眾和社會角落?！侗c時評》的這種價值取向決定了其外在形式的特點——紀實風格，大部分報道以記者見聞這種第一人稱的形式采寫，記者與采訪對象在深入交往中體驗他們的生活，在面對面的碰撞中深刻洞察他們的心態(tài);對話多，短句多，典型的口語化傾向也是其紀實風格的特征，并為讀者所喜聞樂見。⁽¹⁷⁾與此同時，電視新聞節(jié)目也紛紛確立平民化、大眾化的話語模式。新聞節(jié)目從全民唯一的官方發(fā)布平臺《新聞聯(lián)播》到關注民情、民生、民意的“民生新聞”;經(jīng)濟節(jié)目從傳達宏觀經(jīng)濟政策到為百姓解讀政策，解答百姓經(jīng)濟生活中的各種問題;娛樂節(jié)目從“陽春白雪”的高雅、嚴肅文藝到全民狂歡的選秀節(jié)目，都表征著電視傳媒話語更多地傾向于平民化、通俗化和娛樂化。1993年開播的中央電視臺《東方時空》，從一開始就定下基調:盡可能貼近觀眾。用《東方時空》創(chuàng)始人孫玉勝的話說:“形式上以現(xiàn)場報道為主，內容上關注社會生活，視點由居高臨下的指導方式變?yōu)橐云揭暤姆绞綀蟮勒嬲秊橛^眾所關注的問題?！?sup>(18)這個節(jié)目時長一小時，前20分鐘播報新聞，后40分鐘由《生活時空》、《東方之子》、《東方時空金榜曲》、《焦點時刻》四個小欄目構成，是一個新聞雜志式的板塊組合。創(chuàng)辦者所選擇的這條大眾化之路，讓高高在上的電視走到了公眾中間，讓大眾通過最具權威性的主流媒體重新發(fā)現(xiàn)了自身。其“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和“讓事實說話”的定位，進一步彰顯了電視新聞節(jié)目的平民話語立場。

第三，報道手法上，注重解讀新聞。記者不再像傳統(tǒng)知識分子那樣居高臨下，熱衷社會改革的啟蒙意識培育，而是代民眾立言，主動將自己歸為平民一員，以普通人的身份觀看民生，透視民生。由于傳媒生存環(huán)境的復雜多變，僅憑客觀的報道并不能解決問題，而往往需要合情合理的評論、分析和解釋。以電視節(jié)目為例，從1994年《焦點訪談》和1996年《新聞調查》等評論性、調查性新聞節(jié)目類型出現(xiàn)開始，中國電視新聞類節(jié)目便由“客觀播報時代”進入“新聞解讀時代”，這也被稱之為是中國電視新聞改革的第二次浪潮。所謂解讀新聞，指的是傳媒在對新聞事實進行調查、研究、分析的基礎上，以新聞述評、新聞敘事或新聞播報等多種話語方式呈現(xiàn)節(jié)目形態(tài)的一種新聞報道方式。這種方式有助于新聞事實呈現(xiàn)的真實可信，有助于對社會現(xiàn)象或問題分析、評判的深入全面，又能形成節(jié)目特有的解讀方式以確立新聞節(jié)目中的品牌價值。自此，電視新聞節(jié)目的改革打破了長期以來中國電視新聞“傳媒本位”理念占主導地位的局面，實現(xiàn)了話語權從精英階層向平民階層的傾斜。

第四，一批以普通民眾為目標受眾的新聞傳媒種群的崛起。在市場經(jīng)濟浪潮的推動下，報紙傳媒市場的大眾化報紙類型，得到了長足的發(fā)展。這就是貫穿整個20世紀90年代發(fā)展脈絡的周末報、晚報和都市報的三次浪潮。似乎晚報的黃金歲月是在80年代，但進入90年代以后，至少在都市報還沒有問世以前，晚報依舊是最能聚集受眾注意力資源的報紙種群。20世紀90年代前期，晚報的數(shù)量持續(xù)上升。在1990年，全國共有晚報46家，而到1994年就有128家，除了原有的“四大名旦”(《羊城晚報》、《新民晚報》、《北京晚報》、《今晚報》)繼續(xù)保持優(yōu)勢、獨領風騷外，還出現(xiàn)了以《揚子晚報》、《錢江晚報》、《深圳晚報》、《武漢晚報》為代表的晚報“四小龍”。而在報紙及報道品質上，晚報也搶占了市場先機成為中國報業(yè)市場中的第一批主體。例如，《北京晚報》率先進一步開掘對象讀者的信息需要，實施了一系列的創(chuàng)新舉措。1990年開始，在《科學長廊》開設《生活中來》專欄，介紹平民百姓關注的各類生活知識。1991年7月1日，該報第一次擴版為4開8版;同年7月6日，《家》?？？?年半之后又與讀者見面，設有《幸福家庭》、《名人家庭》、《離休之后》、《人到中年》、《愛河泛舟》、《孩子的心聲》等欄目。1994年1月1日，該報第二次擴版為4開16版。從1992年起，《北京晚報》的新聞版面主要有本土新聞(1版)、社會新聞(2版)、經(jīng)濟新聞(3版)、體育新聞(4版)、文化新聞(5版)、國內新聞(8版)，本地新聞、區(qū)域新聞占到報道總量的2/3，把晚報的地方優(yōu)先的慣例傳承下來。這樣，報紙與讀者互動，形成了以本地新聞為主，本地新聞→區(qū)域新聞→國內新聞→國際新聞的傳播價值選擇取向。當時，其他晚報也推出了一系列特色化的創(chuàng)新舉措，從而適應了讀者信息需要和生活方式變化的特點，也打造出了自己的報紙?zhí)厣?，例如《羊城晚報》的“粵”味、《北京晚報》的“京”味，《新民晚報》的“滬”味，《今晚報》的“津”味，《武漢晚報》的“漢”味，《揚子晚報》的“寧”味等，極大地推進了報業(yè)的地域化。在晚報持續(xù)發(fā)展的同時，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周末報(或省級黨報的周末版)繁盛一時。在1990年之前，中國報紙辦周末版的并不多，全國只有近10家，到了1992年5月，《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經(jīng)濟日報》等一批全國性大報、2/3的省市委機關報和1/3的中央部委機關報，都辦有各種形式的周末版或星期刊。⁽¹⁹⁾周末報開始是作為各級黨報應對市場的策略性手段而問世。盡管黨報的訂閱并不通過市場，但讀者資源的持續(xù)流失、發(fā)行量的持續(xù)下降、廣告資源的不斷丟失，導致黨報陷入逆向發(fā)行量螺旋，乃至讓一些黨報中人感受到“活著，還是死去”的生存困境。特別是伴隨著城市晚報的崛起，分屬于更高級別的黨報，不可能等閑視之、無動于衷，因而由省級黨報主辦的周末版大規(guī)模問世。在日趨激烈的媒介市場競爭過程中，周末報在20世紀90年代完成了分化。周末報的分化大體上是從三個路向展開。一是個別周末報成為公共報紙的先行者。比如，《南方周末》公共報紙的品格的奠定，便是從20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的?！皬摹赌戏街苣?0年代為左方接手之后，便整個呈現(xiàn)出一種一發(fā)而不可收的勢態(tài)，以一副為民請命的姿勢拼命往前沖，以至于90年代后半期，社會上有一種普遍的說法:《南方周末》是‘人民執(zhí)法報’?！?sup>(20)《南方周末》的這一重大轉型，事實上是以背叛周末版的原始初衷為代價的。“在辦報取向上，《南方周末》在發(fā)展進程中，對其辦報的初衷作了較大的改變?！赌戏街苣酚善鸪醯霓k一份追星娛樂周末報的初衷一改為辦一份時政周刊?！?sup>(21)大約是從1993年開始，《南方周末》加大了對社會監(jiān)督和時政批評的力度，促使報紙從全國的周末報中脫穎而出。二是一部分周末報，演變成了都市類報紙。例如《四川日報》的周末版，轉變?yōu)椤度A西都市報》，《湖北日報》的《楚天周末》轉變成《楚天都市報》，等等。三是一部分周末報難以適應日益變化的報刊市場而陷入一種維持的境地，退回到黨報的休閑娛樂板塊的原始定位。周末報的發(fā)展與分化，其意義是不容低估的。它不僅形成了一種“老百姓滿意”的、與傳統(tǒng)黨報的組織傳播媒介定位迥然不同的市場化報紙，甚至在一定意義上催生了都市報的涌現(xiàn)。在一定意義上，都市報正是從周末報的母體中孕育的一個既不同于傳統(tǒng)黨報又不同于晚報的新型報紙種群。它的出現(xiàn)，把新聞報道的平民化趨勢推向了一個高峰。例如，對于《華西都市報》這一都市報種群的標本報紙，其創(chuàng)始人席文舉寫道:“《華西都市報》要成為一張什么樣的報紙?回答就是一句話，辦成一張市民生活報?！度A西都市報》的讀者對象，就是現(xiàn)代都市的廣大市民?！薄笆忻窬褪恰度A西都市報》的上帝，《華西都市報》就是市民的公仆。什么公仆?信息公仆。”所謂“市民生活報”即“市民是讀者對象，生活是報道內容……選擇全體市民為讀者對象，是由廣告市場來決定的……報紙報道的內容又是由讀者的需要決定的”，“急市民之所需，想市民之所想，市民需要什么，我們就報道什么”。⁽²²⁾在“市民生活報”定位理念的指導下，《華西都市報》追求的報紙?zhí)攸c是“大信息量，全服務型，強綜合性和可讀性”，要辦成“信息超級市場”，使讀者一報在手而“盡知國事家事天下事”。以《華西都市報》為代表的都市類報紙，在新聞報道方面，突出與市民生活的貼近性，實現(xiàn)新聞報道角度的轉型。它們把領導角度變?yōu)槿罕娊嵌?，把工作角度變?yōu)樯罱嵌?，把生產角度變?yōu)槭袌鼋嵌龋N近市民、貼近實際、貼近生活，開展市民喜聞樂見的報道。而在規(guī)模上的擴張，都市類報更是引人注目。從1993年開始，到2000年中國大陸除了西藏外，其余三十多個省市自治區(qū)，都辦有都市報。2001年4月，全國都市類報紙已經(jīng)超過200余家;6年時間內，都市報以平均每年30余家的速度遞增。顯然，這是一個都市報種群的爆發(fā)期。一時間蓬勃而出、蔚為壯觀的都市報，形成了中國報業(yè)史上獨特的“都市報現(xiàn)象”，一直延續(xù)到21世紀初期的“博弈階段”。

需要指出的是，在新聞話語向平民化趨勢發(fā)展的同時，由于話語傾向受到大眾消費文化的影響，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新聞話語的娛樂化傾向抬頭和傳媒責任的失落。

三、2002年至今:文化的多元化與新聞話語的多元博弈

(一)文化的多元化及沖突

如果說文化的發(fā)展與轉型，經(jīng)過了精英文化的崛起、大眾消費文化的發(fā)展、全球性文化的導入等不同階段的話，那么今天已經(jīng)是一個文化多元化的時代。有學者認為，今天的中國文化形態(tài)，大體上有主導文化、高雅文化、大眾文化、民間文化四種類型。⁽²³⁾所謂主導文化，就是特定時代體現(xiàn)社會各階層的群體整合、倫理和睦、秩序安定的文化形態(tài)。這實際上，也就是社會管理者的文化。它的主要特征就是教化性，就是要教育普通的公眾，讓他們服從于社會的群體整合、倫理規(guī)范、秩序安定。所謂高雅文化，就是一種代表社會的知識群體、文化人的個性探索旨趣、社會批判愿望，以及形式探索要求的文化形態(tài)。這種高雅文化，一般又叫精英文化。所謂大眾文化，主要是指工業(yè)化都市化以來，運用現(xiàn)代大眾傳播媒介所創(chuàng)造的主要滿足都市公眾的日常娛樂需求的文化形態(tài)。大眾文化的前提，就是工業(yè)化、都市化、社會媒介化。所謂民間文化，指的是來自社會底層，主要借助人際傳播的一種文化形態(tài)。民間文化跟大眾文化有相同的地方，就是通俗性，受眾的大量性。但是，民間文化又不同于大眾文化，它不一定存在于都市之中，不一定運用大眾傳播媒介;它更多的是在中國的鄉(xiāng)村，在底層的民眾中傳播，它更多地利用的是口傳媒介，口對口、面對面地傳播。事實上，在今天中國社會全球化、民主化、市場化轉型的進程中，各類文化形態(tài)之間，并不是簡單的融合或和平共處，而是處于一定程度的矛盾沖突之中。文化的多元化是全球化、民主化、市場化三種動力系統(tǒng)合力作用的結果。無論是官方的主導文化、高雅的精英文化，還是大眾文化、民間文化都在全球化、民主化、市場化三個向度上，形成了本土話語與外來文化話語、威權話語與民主話語、非市場話語與市場話語的矛盾與沖突。就文化的沖突與博弈來看，有三種傾向值得關注:

第一，市場利益的博弈成為社會的常態(tài)?！吧鐣刹煌娜巳旱募象w構成。不同的人群的集合體形成不同的結構，一個結構中的群體之間的相互作用(Interactions)就構成一個博弈。”⁽²⁴⁾中國社會經(jīng)過了20多年的市場培育，社會利益在不斷分化，利益主體在不斷成長。無論是社會組織，或者個人都已經(jīng)成長為不同層次和規(guī)模的利益主體;不同的利益主體具有不同的利益訴求。利益的表達與實現(xiàn)不僅成為社會充滿活力的動力，也使社會關系的博弈化，成為基本狀態(tài)。其表現(xiàn)之一，不僅社會組織的橫向關系，變成了利益博弈的關系，而且社會組織的縱向關系也已經(jīng)合同化、博弈化。即使是在中央和地方之間、上級和下級之間，傳統(tǒng)的下級服從上級、地方服從中央的“組織紀律”已經(jīng)開始被“行政合同”關系所取代。例如，隨著地方政府可控制資源不斷增加和所獲得的財力的逐步積累，使得地方政府具備了相應的同中央政府討價還價，甚至公開“叫板”的實力和沖動，因而在政策制定、執(zhí)行和效果評估過程中，利益博弈的現(xiàn)象是難以避免的。在政策制定過程中，“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進行討價還價的利益博弈的主要方式和途徑表現(xiàn)為:一是突出和強調本地區(qū)在全國經(jīng)濟發(fā)展格局中的地位，影響中央政府的發(fā)展戰(zhàn)略決策，爭取政策上的優(yōu)惠;二是重視本地區(qū)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戰(zhàn)略的制定，積極向中央推薦項目;三是利用各種關系跑‘部’‘錢’進等”⁽²⁵⁾。在政策執(zhí)行過程中，如果上級政策有利于本地區(qū)利益的時候，就不遺余力地“用好”、“用足”;如果不利于本地利益的時候，就可能挖空心思地去曲解甚至抵制，可能出現(xiàn)“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政策敷衍、政策附加或阻截，甚至出現(xiàn)政策抵制。更嚴重的可能是一些地方政府置法律于不顧，只以是否有利于自己的利益為行為準則。例如，2006年12月27日，涉嫌挪用公司巨額資金的犯罪嫌疑人被安慶市太湖縣政府邀請參加“奠基儀式”，并與縣主要領導同坐主席臺，把酒共飲。⁽²⁶⁾其表現(xiàn)之二，在社會利益集團與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之間的博弈現(xiàn)象已經(jīng)出現(xiàn)。例如，2003年春天，陜西延安、榆林地區(qū)曾經(jīng)擁有5500余口油氣井的15個縣的上千名“油老板”和數(shù)萬農民，采用司法訴訟、發(fā)動輿論聲援、組織座談會、開辦網(wǎng)站等方式，聯(lián)合抵制陜北地方政府收回油氣井。這便是利益集團與政府成功博弈的典型事件。為此，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中國已經(jīng)開始進入集團性利益博弈的時代。集團性利益博弈的主體是利益集團。所謂利益集團，即是由一群擁有共同利益的、在社會中占少數(shù)的人組成的團體。它們力求通過對國家立法或政府政策的形成與執(zhí)行施加對己有利之影響而求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兩稅合一”、房地產調控、“官煤”整治、油價上漲、手機漫游費調整等重大經(jīng)濟政策的出臺過程中，都可以看見利益集團博弈的身影。例如，2005年3月的“兩會”期間，“兩稅合一”的議案沒能付諸表決，這也意味著中央政府統(tǒng)一內外資企業(yè)所得稅的努力遭到失敗?！度A爾街日報》2005年3月9日對此報道說:“這使外資企業(yè)暫時贏得了一場勝利。”“兩稅合一”是一次重要的醞釀時間較長的利益博弈。以財政部、內資企業(yè)和部分專家學者為一方，商務部、外資企業(yè)以及一些地方政府為另一方。就此政策的實施，已博弈多時。2005年1月12日，財政部部長金人慶公開表示:“統(tǒng)一內外資企業(yè)所得稅已經(jīng)迫在眉睫，現(xiàn)在時機已經(jīng)成熟，不能再拖了。”而在當年1月5日，一份名為《在華投資的跨國公司對新企業(yè)所得稅法的若干看法》的報告出臺，該報告希望新的企業(yè)所得稅法能夠就現(xiàn)有的優(yōu)惠政策給予外商投資企業(yè)5～10年的過渡期，并且希望中國政府能夠在新企業(yè)所得稅法中給出一個“合理的、具有競爭力”的企業(yè)所得稅率。這份報告后來被稱為外資企業(yè)的聯(lián)合上書，它的出臺最終導致“兩稅合一”改革的流產。⁽²⁷⁾由此可見，當代中國利益集團的發(fā)展已經(jīng)跨越了潛伏期，正以直接或者間接的方式對社會政治生活產生顯著的影響。利益集團不再諱莫如深，它們不再掩飾自己的利益訴求行為，游說行為日益顯性化，官員、學者、媒體等都可能成為其游說對象，以獲取支持或在其中尋找代言人。同時，利益集團對政策的影響、不正當競爭手段等，也增加了社會政治生活的變數(shù)。但總體來看，利益集團的博弈提供了一種意見表達和協(xié)商的綜合機制，是一種重要的彈性機制，使得相關主體的利益訴求不是通過暴力而是協(xié)商的手段，在社會公眾和政府之間形成緩沖而避免直接沖突，而且它還是重要的信息傳輸和社會監(jiān)督主體，可以促進政治運行機制的完善和政治生活的開放。中國的改革已進入利益格局調整的新階段，必須承認不同的利益階層和利益集團的存在，關鍵是要通過法律手段界定其利益邊界。

第二，網(wǎng)絡草根文化的崛起正改變著大眾文化的傳播與生成機制?，F(xiàn)今，新興的網(wǎng)絡傳媒的長足發(fā)展，已經(jīng)使之成為表達民意、影響社會發(fā)展的重要力量。而從文化傳承的角度看，傳統(tǒng)的大眾文化，往往可能是主導文化或精英文化借助大眾傳媒實施擴散式傳播而直接影響大眾文化的內涵與方式。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加布里埃爾·塔爾德在《模仿的規(guī)律》一書里，將“下降律”視為精英文化影響大眾文化發(fā)展、流行普及的主要規(guī)律。塔爾德認為，下層階級明顯具有模仿上層階級的傾向，并且由這一事實，必然形成了從社會上層到社會下層這樣一個依次而下的社會體系。在這一社會體系中，流行是通過一種自上而下、由核心領域向平民階層普及擴散的方式傳播的。上流社會成為流行和時尚的信源，且自上而下地實施著瀑布式傳播。也就是說，流行時尚必須經(jīng)過從社會上層到中層，再到下層的縱向傳播和同一階層的橫向傳播這樣兩個過程。但是，網(wǎng)絡的勃興徹底改變了大眾文化的傳播和生成機制。尤其是草根傳播的勃興，成為大眾文化傳播的“根源”，把社會主導文化與精英文化的影響力大大削減，甚至導致其邊緣化。

第三，加入WTO之后的“全球化效應”在中國文化傳播領域逐步發(fā)生作用。這主要指的是中國成為世貿組織成員國以后，必須在更大范圍內參與國際新聞與傳播的競爭，整個新聞傳媒業(yè)的運行規(guī)則就要按照WTO的要求醞釀變化。盡管中國在“入世”承諾中，并沒有涉及傳媒業(yè)的核心內容，但是在廣告與發(fā)行兩個領域則有著明確的承諾。這些意味著中國傳媒業(yè)實施國際化戰(zhàn)略、置身于世界傳媒格局的過程中，還存在著一定的變數(shù)。這種變數(shù)至少體現(xiàn)在三個方面:其一，是行政規(guī)制與市場自由調節(jié)的對比關系的變數(shù);其二，是在傳媒資本市場上，國際傳媒登陸中國、境外資本滲透中國傳媒資本的程度;其三，現(xiàn)在傳媒運作和經(jīng)營模式的轉變。⁽²⁸⁾中國的外商投資法律允許外商在服務業(yè)等領域投資，但在《外資企業(yè)法實施細則》第4條中又明確規(guī)定，禁止外資進入新聞、出版、廣播、電視、電影等行業(yè)。這是“投資領域審查”的有利性原則的體現(xiàn)。東道國進行投資領域審查的目的，一方面是為了引導資本投向本國經(jīng)濟發(fā)展最需要的部門，確保其符合本國的法律和經(jīng)濟政策;另一方面是為了行使國家主權和法律管轄權，排除或減輕外資的消極影響。因而絕大多數(shù)世貿的成員國都制定了引進外資的審批制度，并依法設立專門審查與批準外國投資的特別機構，統(tǒng)一行使審批權，以便有效地控制和管理本國境內外國投資。與此同時，這種制度一般會因環(huán)境不同作出相應的調整，加入世貿就意味著中國的“游戲規(guī)則”要與其他成員國一致，他國的開放也勢必影響本國的政策放開。作為加入WTO的回應，新修改的《音像制品管理條例》和《電影管理條例》，已于2002年2月1日開始施行。《電影管理條例》規(guī)定，電影制片單位以外的單位可以從事單片攝制。與此同時，國家還鼓勵企業(yè)、事業(yè)單位、其他社會組織及個人，以資助、投資的形式參與攝制影片。前任中宣部部長丁關根曾經(jīng)指出:“隨著加入WTO，對外開放必將進一步擴大，國外大型傳媒集團躍躍欲試，先頭部隊已經(jīng)登陸，他們憑借自身所具有的優(yōu)勢強行市場準入。不能自己辦媒介就借我們的渠道;文化項目進不來，就與經(jīng)濟科技合作項目捆綁進入;中央媒體進不去就先進地方媒體;直接投資不允許就通過合資、再合資曲線進入。看來讓進要進，不讓進也要進，這是我們面臨的實際情況?！?sup>(29)加入WTO之后，中國要進一步開放文化領域。就新聞出版而言，中國政府已在入世后的一年開放了零售市場，兩年之后，則在更廣泛的領域里開放了出版業(yè)的市場，而在2005年還開放了廣告市場。作為加入WTO之后的“全球化效應”的另外一面，中國的新聞傳播法律制度，也已經(jīng)開始與國際公約、慣例接軌。1966年聯(lián)合國大會通過的《人權公約》及其《經(jīng)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盟約責任議定書》三個子公約都已經(jīng)在“入世”準備期先后納入中國的法律體系。中國已于1997年和1998年分別簽署參加《經(jīng)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并于2001年正式由全國人大批準通過了這兩個公約的生效。在《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9條中，直接規(guī)定了各締約國政府保護新聞自由的義務:“一、人人有權持有主張，不受干涉。二、人人有自由發(fā)表意見的權利，此項權利包括尋求、接受和傳遞各種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論國界，也不論口頭的、書寫的、印刷的、采取藝術形式的或通過他所選擇的任何其他媒介。”⁽³⁰⁾這些國際公約的內容已經(jīng)成為中國法律體系的一部分。換言之，保護新聞傳播自由已經(jīng)不是中國政策可以選擇或者揚棄的，而是中國的法律體系規(guī)定的國家對公民或傳媒應該承擔的基本義務。加入WTO的“全球化效應”已經(jīng)或正在改變著中國傳媒的運行理念、運行環(huán)境和運行規(guī)則。

(二)新聞話語的多元博弈

新聞話語的多元博弈，集中體現(xiàn)在新聞生產的宣傳化、商業(yè)化與專業(yè)化的博弈上。在中國的新聞生產過程中，宣傳控制、市場驅動和專業(yè)約束之間的矛盾互動和宣傳邏輯、新聞邏輯、市場邏輯三重邏輯一直影響和制約著傳媒的新聞報道，從而構成了2002年以來，中國新聞話語的生產與傳播的基本面。

第一，新聞報道的宣傳化生產。這里指的是根據(jù)黨性原則和黨的宣傳紀律，進行的新聞宣傳。“黨性原則不僅僅是理論，不僅僅是指導原則，首先是我國的一項制度安排。經(jīng)過半個多世紀的打磨，黨性原則日趨完善，包括如下要點:1.對新聞媒體定位:所有新聞媒體都是黨和政府的耳目喉舌?；谶@一點，所有新聞媒體都必須在政治上和黨中央保持一致，都必須無條件地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國家的法令法規(guī)和政府的施政綱領。2.黨管媒體:新聞媒體主要領導的任命權、重大事項的決策權、重要資產的配置權、新聞宣傳內容的終審權，都在黨政領導機關，這是由中央文件明確規(guī)定的。3.為確保上述要求實施，國有資本擁有對所有新聞媒體絕對的控股權。過去，業(yè)外資本一律不準進入傳媒業(yè)。近年來，對經(jīng)營這一塊允許吸納外來資本，但明確規(guī)定，媒體必須控股，堅持國有資本一股獨大;任何進入傳媒業(yè)的單位不得參與管理，更不準干預編輯業(yè)務。4.采用行政手段來扶植主流媒體，尤其是黨委機關報。除了資金注入、稅收優(yōu)惠、郵發(fā)優(yōu)惠等措施外，最主要是采取行政手段來確保主流媒體的市場占有率。例如，中央主管部門明確規(guī)定，中央電視臺所有頻道各地都必須無條件進入有線網(wǎng)絡;各地黨委每年都發(fā)出文件，規(guī)定黨政機關、國有企事業(yè)單位要優(yōu)先訂閱從中央到地方的黨委機關報?！?sup>(31)在黨性原則和新聞宣傳紀律的制約下，新聞報道本身就要配合黨和國家的中心任務，就要樹典型，就要指導當下的工作。各級黨報、黨臺、黨網(wǎng)的新聞生產與傳播的方式，主要是新聞的宣傳生產模式。

第二，新聞報道的專業(yè)化生產。這里指的是按照新聞傳播的規(guī)律，運用新聞專業(yè)主義理念進行的新聞生產。新聞生產的專業(yè)主義理念，是支持新聞的專業(yè)化生產的基本運行理念。在新聞話語的平民化轉型以后，尤其是進入新世紀以來，新聞專業(yè)主義理念的碎片化呈現(xiàn)，使中國的新聞生產發(fā)生了極大的改觀。一部分傳媒的新聞欄目和版面上，給予了民生新聞相當規(guī)模的時段和版面。例如，在廣電傳媒領域，2002年元旦，吹響中國電視“民生新聞”號角的《南京零距離》在江蘇電視臺城市頻道正式開播，老百姓的身邊小事成為鏡頭關注的焦點。同一天，陜西電視臺關注“市民生活—社會話題”的《都市快報》在都市青春頻道也正式開播，雖沒有明確打出“民生新聞”的旗幟，但實際上成為陜西電視民生新聞的濫觴。此后，電視民生新聞欄目如雨后春筍紛紛涌現(xiàn)，迅速在全國范圍形成了“齊放”和“爭鳴”的繁榮局面。江西電視臺的《都市現(xiàn)場》和《第五社區(qū)》、湖南經(jīng)視的《都市1時間》、南京電視臺的《直播南京》和《大剛說新聞》、安徽電視臺的《第一時間》、江蘇電視臺的《1860新聞眼》、杭州電視臺的《阿六頭說新聞》、廣西電視臺的《新聞在線》、河南電視臺的《民生大參考》、湖北經(jīng)視的《經(jīng)視直播》、西安電視臺的《直播西安》和《西安零距離》、昆明電視臺的《晚間關注》、陜西電視臺的《都市熱線》，等等，都是電視傳媒民生新聞節(jié)目的佼佼者。這一現(xiàn)象，被稱之為“中國電視新聞的第三次革命”、“中國電視新聞回歸傳播本性的革命”。與此同時，2002年以來，還產生了一系列優(yōu)秀的新聞文本，在社會上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力。例如，《漫長的瞬間》、《南丹7·17事故初探》、《風雨入世路——中國與WTO》、《揭開北京出租車業(yè)壟斷的七大黑幕》、《被收容者孫志剛之死》、《鐘南山:直面“非典”》、《總理為農民追工錢》、《西安寶馬彩票作假案》、《我們怎樣表達愛國熱情》、《阜陽驚現(xiàn)“殺人”奶粉》、《歷史性的握手》、《英雄攜手飛天》、《天價住院費》、《廣州中山三院發(fā)現(xiàn)齊二藥廠假藥亮菌甲素始末》、《黑磚場里，他們過著“奴隸”生活》、《紙做的包子》、《許霆案判重罪就是酷刑》、《“阜陽鐘南山”劉曉琳:我不能看著花朵般的孩子死去》、《首位進入汶川縣城記者震中最直觀詳細描述》，等等，正是新聞專業(yè)主義理念和職業(yè)傳播者的良知，使之成為記錄歷史、傳播和解釋事實、直面社會生活真實的優(yōu)秀新聞文本。

第三，新聞報道的商業(yè)化生產。這里指的是依據(jù)商業(yè)邏輯進行的新聞生產。與新聞的專業(yè)化生產比較來看，新聞專業(yè)主義的原則，或者新聞邏輯要求報道能夠盡可能增進公眾對于重要事件的了解，還要求報道必須獨立、公正、完整，對新聞事實的選擇與報道，依據(jù)新聞價值規(guī)律進行;而新聞商業(yè)化生產，或者市場邏輯則要求新聞報道著眼于為投資者獲得最大的回報，要遵循以最小的成本獲取最大的收益的市場價值規(guī)律，按照“注意力”經(jīng)濟的原則，進行事實的選擇與處理。據(jù)此市場原則，新聞報道所包含的信息，其成本最低，但是能夠贏得廣告商所需的最大的有效受眾群體。新聞生產的專業(yè)化與商業(yè)化的對立，必然導致新聞報道理念、方式與效果的沖突和博弈。“對于新聞這樣一種商品來說，如果新聞部門和新聞消費者遵從市場邏輯，那么，外部因素就是負面的;新聞只有滿足了商業(yè)標準才得以生產，得以消費……市場規(guī)范和新聞規(guī)范大相徑庭，他們無法聯(lián)姻，無法生產出健康的自主政府所需要的高質量的新聞?！?sup>(32)事實也正是這樣。傳媒基于自身的廣告利益訴求，勢必會犧牲其專業(yè)追求。在新聞產品的報道環(huán)節(jié)，按照專業(yè)主義的要求，就應該進行客觀報道，按照真實、平衡、中立的陳述原則，對事實進行不偏不倚的客觀表達。然而，按照市場邏輯，勢必會出現(xiàn)這樣兩種境況:一是刊發(fā)一定數(shù)量的人情稿、關系稿，這已經(jīng)是當下一些報刊的“潛規(guī)則”之一;二是與廣告商結成利益同盟，在部分專版的新聞版塊結合廣告操作刊發(fā)新聞。例如，深圳報業(yè)集團旗下的《深圳特區(qū)報》、《深圳商報》、《深圳晚報》、《晶報》的“地產專版主要分三部分:一、新聞版塊，包括樓市新聞、焦點熱點話題、樓市走勢等;二、樓盤及開發(fā)商相關報道，屬配文性質;三、專題策劃及相關地產活動等”⁽³³⁾。這些都是與廣告商結合進行的商業(yè)化報道。當然，新聞生產的商業(yè)化現(xiàn)象，并非是中國傳媒發(fā)明的，更不是中國傳媒所“特有”的。在西方市場經(jīng)濟發(fā)達國家，這種新聞生產的市場邏輯，也被不少的傳媒所青睞。美國學者約翰·H.麥克馬納斯指出，美國一些傳媒處理涉及廣告商的報道時，“報紙會刪改那些批評強大的廣告商的報道，而采用較為保守的內容”，“為汽車廠商作正面報道正成為全國性的趨勢”。⁽³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