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jié)　明清時期的佛教

史學界認為，明清以后的近代佛教是中國佛教的衰落期。然而，某些佛教教義已深入人心，化為精神生活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他們的眼里佛教已不是外來宗教，而是自己的固有的宗教了。雖然，這時的佛教已失去隋唐那樣的輝煌燦爛的佛教教理，但是通過人們對觀音的信仰、放生會、受戒會、素食等實踐活動，使佛教的各種理念深深地滲透到人民生活之中，滿足了人們對現(xiàn)實生活中的“有求必應”的利益，特別是佛教信仰同道教、民間信仰的相互結合，更加與現(xiàn)實生活密切聯(lián)系起來，協(xié)調一致，成了明清及以后佛教的主流。

一、明代佛教

明太祖朱元璋是個僧侶出身的皇帝，他深知佛教對統(tǒng)治者實行精神統(tǒng)治的價值。從洪武元年（1368）正月建立明王朝開始，就在金陵（今南京）天界寺設立善世院，管理佛教，任命親信慧曇為第一代禪師。洪武十九年（1386）設置砧基道人。所謂砧基道人具有僧俗雙重性質，他是居于僧團與官府之間掌管差役和稅收的僧侶。為了防止僧俗混亂，洪武二十七年（1394）發(fā)布了關于僧寺的嚴格管制令，禁止俗人進入寺院，嚴禁僧侶和世人接觸，實行和禪、講僧不同的管制，牢牢將佛教管理和控制大權抓在自己的手里。

明代建立了完整的僧官制度，通過禮部所屬僧官衙門，嚴格有效地對僧侶和寺院進行監(jiān)督。洪武十四年（1381）建立僧錄司，取代了明初的善世院。翌年，正式頒布實施。僧錄司內設中央和地方兩個機構，中央僧錄司設善世、講經、覺義等左右各一名；地方設僧綱司，府設都講、副都綱；州設僧正司；縣設僧會司。為了保證貫徹實施，任命以下官員：戒資為左善世，宗泐為右善世，智輝為左闡教，仲羲為右闡教，如圯為左講經，守仁為右講經，來復為左覺義，宗鬯為右黨義，從而使明代佛教出現(xiàn)了發(fā)展而有序、活躍而不亂的良好局面。

從史料中我們看到，活躍于明代的高僧，幾乎全是禪宗系統(tǒng)的，諸如：楚石梵琦（1296—1370）屬于臨濟宗，標榜大慧宗風，聲望很高，受到皇帝和朝臣的敬重。著有《慈氏上生偈》《北游集》等大作，提倡教禪一致。

道衍（1335—1418）為太宗軍師、僧錄司左善世、太子少師，權勢極大?；蹠遥ㄉ淠瓴辉敚樘旖缢伦〕?，曾領導明初善世院，皇帝賜紫衣及金斕方袍，尊為演梵善世利國從教大師。

云襪棲宏（1535—1615），被稱蓮池大師，撰有《首楞嚴經》《阿彌陀經》和《水陸儀軌》《放生儀》等佛學名著。其中《水陸儀軌》一書，是集佛教歷來禮儀之大成，奠定了現(xiàn)行中國佛教禮儀之基礎。

憨山德清（1546—1623），從師云谷法會和偏融等受教。撰有《解楞經集》《圓覺經直解》《法華經通義》。同時，他主張“儒佛調和”及“華嚴宗和禪宗融合”，從儒佛融合立場出發(fā)，寫了《中庸直解》《老子解》《莊子內篇注》等書，為中國現(xiàn)代佛教信仰與民間信仰相協(xié)調建樹了業(yè)績。

明代統(tǒng)治者出于政治、軍事和民族政策等多方面考慮，又積極推進了佛教在世居白山黑水的女真族中的傳播和發(fā)展。明成祖永樂十年（1412），鎮(zhèn)守遼東太監(jiān)亦失哈第二次出使奴兒干（黑龍江下游）招撫當?shù)嘏娓鞑俊Ｒ钅辏?413）秋，即在滿涇站之左元代觀音堂舊址基礎上，大興土木，重新造寺佛，工竣伊始改名“永寧寺勒碑銘記”。^[1]整個建筑“形勢優(yōu)雅，桀然可觀”。當?shù)馗髯宀勘姟斑h近之人，叩首展敬”。明統(tǒng)治者不惜遠涉荒原數(shù)千里，遣官司攜帶各種工匠、巧師，“以金銀一切財物造寺”，其目的就是要借助佛教使“地方人民”“皆歸王于善”，怡然接受和服從明朝的統(tǒng)治。明宣宗朱瞻基宣德元年（1426），亦失哈又至奴兒干時，發(fā)現(xiàn)永寧寺遭毀壞，于是“委官重造，命工塑佛”，不久“華麗典雅、優(yōu)勝于先”的永寧寺，再現(xiàn)于當?shù)兀髯迳畟H、俗眾弟子“遠近皆來，頓首謝曰：‘我等臣服，永無疑矣’?！?/p>

繼建造永寧寺之后，明朝政府于明成祖朱棣永樂十五年（1417）正月，發(fā)布詔諭，在貼近長白山主脈北麓營造長白山寺。明廷派遣太監(jiān)張信（張童兒）、指揮陳景等人到長白山的羅延（今安圖縣松江鎮(zhèn)）“置木柵，造倉庫，輸入糧料”，從事屯田、開發(fā)分春江（今琿春河）的采捕。隨之，張信又率兵馬一千，到南羅耳（今考為長白山北寶馬城）“斫材木，修寺造社”。因在南羅耳等處伐木，則必雷震，必以鉅無聲而取，進度遲緩，工期長達五個月。寺竣之后“以達達僧人及近處有善心僧人看寺”。是年五月，明廷為加強對女真族佛教的管理，設遼東建州衛(wèi)僧綱司，命本土僧搭兒馬班為都綱。從而，把佛教的傳播進一步推進到長白山腹地。

明廷為鼓勵佛教在長白地域少數(shù)民族中大規(guī)模的傳播，明文規(guī)定對少數(shù)民族僧人給以與其部首領同等待遇，賜予敕書。史載“計有誥敕夷人番僧：朵顏衛(wèi)、福余衛(wèi)、泰寧衛(wèi)、海西女直、建州女直、烏思藏、長河而等處”（見萬歷《大會典》）。由此可見，當時佛教在兀良哈三衛(wèi)及海西女真地區(qū)已有很大發(fā)展。

唐代建于長白山余脈千山的祖越、龍泉、大安、中會、香巖等五大寺院，經過明代的大力修葺、整修、擴建，成為著名的五碑林，相傳至今，在大安寺前有明嘉靖四年（1525）碑記：“襄平至南千山之山上自唐數(shù)建古剎有五，中會居其中?！饼埲聝缺涊d，龍泉寺后堂建于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

從明神宗朱翊鈞萬歷三十一年（1603），建州右衛(wèi)首領努爾哈赤營造赫圖阿拉城（今遼寧新賓縣）建立七大廟（其中有道教宮觀和女真祭祀堂子）、明英宗朱祁鎮(zhèn)正統(tǒng)十三年（1448），建州左衛(wèi)董山與其叔父凡察向朝廷獻佛像一尊，海西女真烏拉古城出土鑄造精致的銅佛像，至后金皇太極崇德六年（1641）創(chuàng)建遼陽彌陀寺時止的42年間，由于明廷的重視，努爾哈赤、皇太極對佛教的極力推崇和保護，注意對佛寺的修葺興建、賜僧以莊田，免僧差徭，使女真族地區(qū)佛寺如林，遍及南北，呈現(xiàn)一派欣欣向榮景象。

明代女真族中有不少名僧載入史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為道園。據(jù)《遼陽僧綱司致事副都綱兼前廣佑禪寺住持園塔銘并序》中記載：道園（1375—1438），為海洋（今朝鮮咸鏡北道吉州）地區(qū)女真大族童伯顏敬之子，自幼隨父“游僧舍，見佛像輒作禮，瞻戀弗去”。17歲時遂削發(fā)入“大廣濟寺，依師學法”。洪武十六年（1383），道園隨父歸服于明，西遷至遼陽。“隧籍于東寧”。道園“禮遼城東會寺千江印公為師，得授心法”，窮究佛理，造詣日深。永樂四年（1406），遼東地區(qū)選取6名通教僧赴南京參加全國佛法大會，道園為遼東地區(qū)當選之第一名。永樂六年（1408），經遼東各佛寺共同推舉，道園赴吏部考試，被任命為遼東僧綱司副都綱，兼領遼陽廣佑寺住持事。永樂、宣德年間，道園曾多次“領行童若干人赴京請給度牒”，并蒙明廷給予賞賜。后因年事漸高，移居遼陽城東清云山之永寧寺，正統(tǒng)三年（1438）圓寂。道園一生“手度弟子行凈等四十余人，皆輝行道”。另據(jù)塔銘記載，道園共有嗣法弟子34人，孫徒、重孫徒39人。

二、清代佛教

長白山是滿族及其先世女真族的“發(fā)祥”和“肇興”之地。伴隨朝代的更迭、歷史的變遷、頻發(fā)的戰(zhàn)亂、風雨的剝蝕，年久失修，到了清代絕大多數(shù)佛教寺院已湮沒殆盡，所剩無幾。昔日的寺院林立，遍及南北的興旺局面已不復存在，留給人們的是一片殘垣斷壁、斷磚碎瓦，景象十分凄涼。清初年間在長白山地域只存有長白渤海塔、農安遼塔，明建吉林功德院，西方寺、烏拉古城保寧庵，明代后金時建沈陽實勝寺、慈恩寺，明建千山祖越、龍泉、大安、中會、香巖五大禪林寺院，海城遼建折木城金塔、遼陽遼建白塔、鳳城遼建摩云塔（今名云接寺塔）和寧安渤海鎮(zhèn)渤海寺廟址。

然而，由于長白山是清王朝“發(fā)祥地”，松花江、圖們江、鴨綠江流域、松嫩松遼平原是清王朝的“肇興之邦”。所以有清以來各代帝王及其地方軍政要員格外重視發(fā)展這一地域的佛教，以庇佑社稷。乾隆十九年（1755）巡幸吉林時，御前伶人李成去北山玉皇閣，見其高踞山巔，掩映于疊翠林木之中，鐘磬悠然，梵音陣陣，香煙縹緲，頓生身入空門之念，遂得皇帝詔準，依師寬貞和尚，得法名釋仁瑞。乾隆帝又責令吉林將軍富春為仁瑞和尚在玉皇閣朵云殿下建老郎殿，并賜大片山林為廟產。乾隆帝還御書《靈著幽歧》匾額，懸于北山關帝廟正殿。

“上有好者，下必效焉”。吉林城地方官吏和豪紳巨賈，紛紛效尤，掀起興建廟宇之風。著名官吏伊將軍，聽說乾隆要巡幸吉林，說其“皇子是松花江之神”，便討好興建松花江神廟，加以祭祀；為祭祀康熙、雍正、乾隆三帝所騎御馬興建了吉林馬神廟。見此，一些地方巨賈也不甘落后，從事藥業(yè)的河南幫商人，以藥業(yè)公會名義，在北山修建了藥王廟；從事錢糧和釀造生意的山西幫，以山西會館名義，在北山建了關帝廟。此風一漲，便以官方賜銀、民間募化等手段，在吉林將軍衙門轄域內的吉林府、長春府、伯都訥廳、伊通州、敦化縣、農安縣、寧古塔城、三姓城、伯都訥城、琿春城、烏拉城等廣袤長白大地，大興土木，建寺院，佛風大振。據(jù)《吉林通志》的不完全統(tǒng)計，以白山松水的吉林省城一地就有官辦、民管，佛道神像雜祀、僧人住持的關帝廟48座。

另據(jù)資料記載，明末清初之際，藏傳佛教在長白山地域西部的嫩江、第二松花江流域的蒙古族聚居的地方興起，并于清末民國初年達到中興，清初，僅在郭爾羅斯前旗（今前郭爾羅斯蒙古族自治縣）就建有較大型藏傳佛教寺廟六所，僧人逾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