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些年來中國網絡輿情疏導工作中的成就

隨著中國網民數量和互聯(lián)網普及率不斷創(chuàng)造新高，輿情危機時有發(fā)生，這給政府和社會帶來了巨大的壓力，網絡輿情疏導工作已經引起了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的高度重視，并開始被提升到國家戰(zhàn)略的高度廣泛學習，專家學者和各級相關部門對這一工作開始進行深入研究。近些年來，在各級政府部門和專家學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國的網絡輿情疏導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這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1.網絡謠言的治理初見成效

2013年8月1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發(fā)表了重要講話，他指出：“互聯(lián)網已經成為輿論斗爭的主戰(zhàn)場。很多人特別是年輕人基本不看主流媒體，大部分信息都從網上獲取。要把網上輿論工作作為宣傳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來抓?！?月以來，政府驟然加大互聯(lián)網管理的力度，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展開的。隨著網絡傳播日趨碎片化和網絡生態(tài)復雜化，在保障公眾表達和社會監(jiān)督的積極功能之外，網絡輿論潛在的負面效應也越來越明顯地表現(xiàn)出來。網民的媒介素養(yǎng)不夠，經常見風就是雨。某些網絡“大V”粉絲數量眾多，不經核實轉發(fā)一些謠言，擴大了謠言的負面影響。此外，某些網絡公關公司為了商業(yè)利益，編織和傳播謠言。網絡誹謗、敲詐勒索、非法經營、網絡虛假信息擾亂資本市場，讓不少公民、官員和上市公司深受其害。公安部部署專項行動，集中打擊網絡有組織制造、傳播謠言等違法犯罪行為，2013年8月20日開始見諸媒體報道。在互聯(lián)網蓄意制造傳播謠言、惡意侵害他人名譽、非法攫取經濟利益的秦志暉（網名“秦火火”）、楊秀宇（網名“立二拆四”）等人被抓獲。此后，陸續(xù)有多名“大V”被拘，包括擁有超過1200萬微博粉絲的超級“大V”薛必群（網名“薛蠻子”，嫖娼），活躍于云南的地方意見領袖董如彬（網名“邊民”，惡意編造謠言牟利）。9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誹謗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司法解釋》出臺。經過幾個月的清理，網上爆料社會負面現(xiàn)象特別是批評政府的聲音明顯減少，帖文情感詞力度下降，積極正面的聲音日漸增多。

2.政府微博從信息發(fā)布走向與網民互動

美國社會心理學家奧爾波特和波斯特曼總結出一個謠言傳播的公式：R＝I ×A。R（rumour）指“謠傳”；I（important）是“重要性”；A（ambiguous）是“含糊性”。一件事之所以引起謠言，是因為它有一定的重要性和含糊性，事件本身的重要性加上初期信息的不確定性，極易讓謠言流竄。克服謠言的最佳途徑就在于建立起權威的即時的信息公布渠道，即讓“A”值為“0”，則R＝0。政務微博就是針對具有“重要性”的事務，消除“含糊性”的便捷工具。各級黨政機構和公務人員開通的政務微博在2012年繼續(xù)保持了高速增長的勢頭。根據公開資料，新浪微博上截至2012年9月底共有認證的黨政機構和公職人員微博50947家，騰訊微博截至2012年7月20日認證的各領域黨政機構及公務人員微博也已經超過48050家。政務微博已成為黨政機構輿情應對能力提升的集中表現(xiàn)之一?！皣鴦赵汗珗蟆蔽⒉┯?012年11月10日正式上線，及時發(fā)布國家的重大方針政策，當天即收獲了23萬粉絲，成為迄今最高級別的政務微博。在深圳5·26交通事故發(fā)生后，“深圳交警”發(fā)出數條微博，還舉行微訪談，就網友關注的事故的諸多疑點，一一在線解答，還會同有關部門召開4場新聞發(fā)布會，通報調查進展，較好地化解了民眾的疑惑，搶回了主動權。在北京7·21暴雨中，市民遇險除了撥打110、120和122急救電話，就是紛紛＠“北京發(fā)布”（北京政府新聞辦，粉絲196萬個）、“平安北京”（北京市公安局，粉絲400萬個）、“北京消防”（北京市公安局消防局，粉絲187萬個）等政務微博。在危難中，民眾已經認可了政府微博的存在，借助微博展開了良性的官民互動。暴雨第二天，一些車主發(fā)現(xiàn)前一天夜晚滯留在街頭的私家車被貼上罰款條，紛紛＠“北京王惠”（北京市政府新聞辦主任，粉絲162萬個），王惠把情況匯報給市政府，常務副市長吉林當天表示，罰款條全部作廢。面對網絡質疑，北京市政府在新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發(fā)布77名遇難者名單和身份信息。2012年7月，人民網輿情監(jiān)測室發(fā)布《2012年上半年新浪政務微博報告》，從地域和行業(yè)分布看，機構微博的覆蓋范圍也越來越大。從地域上看，內地31個省、自治區(qū)、直轄市都開通了數量不等的政務微博；從行業(yè)上看，除公安微博保持了強勢增長外，各級新聞辦、旅游局、共青團組織等系統(tǒng)也出現(xiàn)了越來越多的“名博”，特別是以“北京發(fā)布”“上海發(fā)布”“南京發(fā)布”“成都發(fā)布”等為代表的一批政府新聞辦微博迅速崛起，不但擁有了百萬級的眾多“粉絲”，也探索出了一套政府通過自媒體實現(xiàn)信息發(fā)布、有序互動的新途徑。政務微博除了宣講政策和便民服務內容、營銷政府親民形象外，在突發(fā)事件中也發(fā)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使用官方微博積極發(fā)聲已經成了很多黨政機構的“規(guī)定動作”。2012年6月11日，武漢市出現(xiàn)大面積霧霾天氣，爆炸、污染等傳聞甚囂塵上，當地黨政機構和相關企業(yè)經過核實后，迅速通過“湖北消防總隊”“武漢市環(huán)保局”“武漢氣象”“魅力青山”“幸福武鋼”等機構微博發(fā)布最新消息，形成辟謠團隊，迅速消除了社會恐慌。在國慶“黃金周”中，車主出行除了聽交通臺外，還可以刷微博看路況直播，各地公安微博和政府新聞辦微博在節(jié)日里加班加點，異常忙碌。

3.官員微博展示公仆本色

政務微博的另一大類，是黨政干部和公職人員加V認證身份的個人微博。根據新浪提供的數據，截至2012年9月底，新浪認證的公職人員微博達到17815個，上至省級高官，下至基層民警，越來越多的黨政干部和公務人員把使用微博作為辦公習慣，顯示人民公仆貼近群眾的本色，有利于改善官場頤指氣使留下的負面“刻板印象”。2012年2月上海市民秦嶺在網上發(fā)表公開信，反映癌癥晚期的父親住院無門，俞正聲通過市政府新聞辦微博“上海發(fā)布”，公開答復，促成秦父住進醫(yī)院，度過了生命最后幾個小時，傳為政壇一段親民佳話。浙江省委常委、組織部部長蔡奇的騰訊已經突破了800萬聽眾。除了官階高之外，他的6000多條微博平易隨和的風格也是引發(fā)網民追捧的重要原因。2012年3月，作為人大代表的他赴北京參加兩會之前，專門通過自己的微博向社會征集建議或意見，網民響應者眾。2012年國慶期間，面對陜西華山突發(fā)輿情，陜西省公安廳副廳長陳里徹夜不眠，通過自己的新浪微博直播游客疏散，并公布自己的手機號碼，為前方的游客疏散和后方的媒體報道搭起了信息溝通的橋梁。2012年10月30日，湖南漢壽縣政法委副書記張?zhí)斐伞皯W友之邀”，在個人微博公布了家庭財產，包括7間老屋、縣城一套價值40萬元的房產、女兒出嫁給出的22萬元，引起熱烈反響，再次激起公眾對官員財產公示的期盼。

4.構建“網上統(tǒng)一戰(zhàn)線”，開始與社會“自組織”力量合作

在互聯(lián)網“大眾麥克風時代”，政府逐漸開始習慣與一個對公共治理“指手畫腳”“說三道四”的“新意見階層”共處，構建“網上統(tǒng)一戰(zhàn)線”。2011年，依托于互聯(lián)網，知名學者、記者等發(fā)起兩場聲勢浩大的“微公益”活動，均得到政府的積極回應。一是“隨手拍解救乞討兒童”活動。該活動的微博1月開通，到11月已累計發(fā)布各類信息近6000條。公安部對此做出了積極回應，各級公安機關對網友發(fā)布的信息進行核實和處理，隨后公安部啟動全國范圍內的打拐專項行動，實現(xiàn)了網友微博與警務微博、網絡線索與線下出警的互動。二是為小學生提供“免費午餐”的網絡公益項目，該項目現(xiàn)已為百所小學兩萬名孩子提供了午餐。10月26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從2011年秋季學期起，啟動實施農村義務教育學生營養(yǎng)改善計劃。中央財政為680個縣（市）約2600萬在校生，按照每天3元的標準，提供營養(yǎng)膳食補助。網絡意見領袖和社會自組織力量在傳統(tǒng)體制的縫隙中成長，得到了政府的包容和回應。雖然有些時候，他們的聲音與政府不盡一致，但總體上看，他們是政府的重要合作伙伴。無論是眼前的“維穩(wěn)”，還是長遠的“公民社會”建設，政府需要與他們聯(lián)手，一起來解決中國復雜的社會問題。

5.制度化辦理網民留言成為“時尚”

網民留言板這一形態(tài)在2010年繼續(xù)快速發(fā)展。曾在2009年獲得中國新聞獎的人民網“地方領導留言板”保持良好的發(fā)展勢頭，得到各地黨政機關的積極回應。據統(tǒng)計，截至2014年1月已經有44位省委書記、省長和超過170位地市級一把手對“留言板”中的網友留言做出公開回復，涉及全國28個省區(qū)市，促成各地大量實際問題的及時解決，有力化解了社會矛盾。在這一經驗的鼓舞下，人民網“部委領導留言板”“知名企業(yè)留言板”“代表委員留言板”“公安局長留言板”等板塊相繼開通。2010年9月“直通中南?！醒腩I導人和中央機構留言板”也正式推出，在海內外媒體和網友中引發(fā)強烈反響。截至9月19日下午4點，給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同志的留言超過39760條，給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同志的留言超過41802條。此外，地方“網絡問政”平臺也發(fā)展迅猛。廣東的奧一網“網絡問政”平臺在2009年7月升級改版，建成了地方第一個系統(tǒng)化的“網絡問政平臺”，“捎話汪書記”“有話問黃省長”等常設板塊吸引了大批網民留言，網民給汪洋書記的留言超過了7萬條。天津政務網和北方網共同創(chuàng)辦的網絡互動平臺“政民零距離”欄目，推行“件件有回復、件件能落實”，讓網民倍感親切。被譽為“最務實也最有個性的官方網站”的成都市新都區(qū)“香城新都網”問政平臺，以個性化回復，一改政府“刻板形象”，受到追捧。寧夏石嘴山市開設了“石嘴山人民議政網”，政府在網站上公開評議信訪問題，公布信訪事件的處理過程、處理結果，市長的批件也清晰可見。為了規(guī)范留言辦理程序，避免隨意性，制度化辦理網民留言也已經成為各地推進“網絡問政”的一種“時尚”。截至2014年1月，全國已有山西、安徽、河南、廣東、天津等15省區(qū)市以“文件”的形式，建立起回復辦理包括人民網“地方領導留言板”在內的網民留言的固定工作機制，明確了辦理機構和流程。此外，吉林省委辦公廳組建了網友留言督辦處，云南、天津等信訪部門組建了網絡信訪處，山西、河北等地還專門成立了社情民意辦公室。廣東珠海香洲區(qū)啟動網絡政民互動平臺后，要求對網民發(fā)帖4小時內初步回應，5個工作日內正式回復，體現(xiàn)了政府運轉的高效率。

6.網絡輿論應對提速，官員問責力度加大

應對網絡輿論影響與日俱增的形勢，2009年，從中央部委到地方政府，普遍建立起快速應急機制，網絡輿情應對提速。如成都“6·5”公交車燃燒事件發(fā)生僅兩個小時，成都市政府就召開了首場新聞發(fā)布會，當天連開三場，不斷公布傷亡、救治和現(xiàn)場情況，讓真相趕在傳言前邊。6月6日第四場發(fā)布會主動回應市民有關疑問，使質疑聲音減弱。7日第五場發(fā)布會認定“有人帶油上車”，網民轉而追查縱火者，民眾的思路和情緒與政府逐漸合拍。最終這一突發(fā)惡性事件平穩(wěn)落幕。10月7日新疆建設兵團“最牛團長夫人”敦煌打人事件被天涯社區(qū)曝光，10日兵團領導批示進行調查，兵團新聞辦立即向天涯社區(qū)發(fā)去回應，12日相關人員被免職。貴州省思南縣一起“引水工程”引發(fā)的官民對峙，就是因為網上一篇帖子悄然改變了發(fā)展軌跡：鄉(xiāng)政府表示放棄該工程，重新尋找水源。發(fā)帖人說：“多種力量匯合，最終促成楊家坳鄉(xiāng)政府順應民意，懸崖勒馬，避免了流血沖突事件。這件事能夠出現(xiàn)轉機，應主要歸功于網絡?！币粋€偏遠地區(qū)鄉(xiāng)政府能夠如此重視網絡輿論，與兩年前“黑磚窯”事件中山西洪洞縣政府對網絡輿論沸騰一無所知形成鮮明對照，提示網上官民良性互動的局面正在中國形成。2009年中央進一步加大了對嚴重違背民意、招惹民怨的官員問責力度。6月30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fā)《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guī)定》，在問責的6種情形中，包括“對群體性、突發(fā)性事件處置失當，導致事態(tài)惡化，造成惡劣影響的”情形。2009年在網上網下造成惡劣影響的王帥案、鄧玉嬌案、石首騷亂、開胸驗肺案、“替黨說話，還是替老百姓說話”事件、重慶高考加分作弊案等事件發(fā)生后，當事官員先后被問責。另外，近年來大量貪腐問題經網絡舉報后得到查處，2009年政府拓寬了網絡舉報的通道，鼓勵實名，允許匿名。中央紀委、監(jiān)察部于10月28日統(tǒng)一開通全國紀檢監(jiān)察舉報網站，受理群眾對黨員、黨組織和行政監(jiān)察對象違反黨紀政紀行為的檢舉控告，開通之初一度因訪問過多而導致服務器無法承受。中組部“12380”舉報網站、最高人民法院法官違法違紀舉報中心網站、最高人民檢察院舉報網站（“12309”）等也相繼開通。

7.從“維穩(wěn)”到“促和”，網絡輿情應對的新理念

以“甕安事件”和重慶出租車罷運事件為代表，政府應對突發(fā)性事件的心態(tài)和處置手法發(fā)生了重要變化，從表面“維穩(wěn)”轉變?yōu)樯顚哟巍熬S和”。“甕安事件”影響深遠。最初，地方政府延續(xù)傳統(tǒng)政治思維，將其定性為“黑惡勢力”挑釁政府，警方通緝，媒體討伐，既沒有公開事件的詳情，政府自身也沒有反思。此后的幾天里，網上言論對此提出尖銳質疑和批評：34％的人以譏諷的口吻談論貴州省公安部門發(fā)布的死者的同學竟然半夜在橋上“做俯臥撐”的消息；31％的人要求“別把群眾認定成黑社會”；22％的人質疑“當事人為什么沒有出來說話”。7月初，貴州省委正式提出，“甕安事件”的深層次因素是“長期積累的社會矛盾沒有得到妥善解決，干群關系緊張”，撤掉了負有責任的當地領導干部。此后云南省委處理“孟連事件”也借鑒了甕安經驗，明確提出不能隨意給群眾扣上“刁民”“惡勢力”等帽子，處置群體性突發(fā)事件時嚴禁動輒把公安機關推到第一線，絕不允許用專政的手段對付人民群眾。11月初重慶發(fā)生出租車司機集體罷運，地方政府也沒有像過去那樣把事件說成“少數別有用心的人煽動不明真相的群眾”，而是實事求是地分析“的哥”的怨氣從何而來，誠懇回應當事人的合理要求。重慶的做法，在隨后的三亞出租車罷運事件中被復制。兩地交通管理部門均被問責。

二、近些年來中國網絡輿情疏導工作中的問題和不足

盡管近些年來，隨著黨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的高度重視，中國的網絡輿情疏導工作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但是由于中國正處于轉型期，社會矛盾較多，再加上網絡輿情疏導工作起步晚且無章可循，文化素質不高的網民數量龐大，在已經開展的網絡輿情疏導工作中還是存在著很多問題和不足，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1.政府公信力面臨“塔西佗陷阱”的挑戰(zhàn)

2012年6月，河南省委書記盧展工在洛陽山區(qū)考察，見到路邊一片長勢喜人的麥田，興之所至，下車割麥。網站新聞跟帖中，幾乎一邊倒地譏諷盧書記“作秀”，懷疑盧書記割麥的姿勢不正確。重慶悍匪周克華被擊斃后，網友“陳子河”發(fā)帖，懷疑死者可能是湖南便衣警察。沒想到，網上以訛傳訛，竟然傳為湖南警察陳子河在重慶被誤殺。雖然重慶警方嚴正聲明，周克華DNA和指紋都已經比對過，準確無誤，但網上還是質疑聲占了上風。2011年11月初，網友曝料，美國駐華大使館的監(jiān)測站顯示北京空氣污染已達“危險”水平，但北京市環(huán)保局同期數據顯示，北京的空氣污染水平為“三級輕微污染”，雙方數據的巨大反差引發(fā)各方爭議。孰是孰非是個很專業(yè)的問題，姑且不論，但從網上輿論的傾向性看，美國使館的數據得到了更多網民的認同。在溫州錢云會非正常死亡案中，盡管目前完整的證據鏈支持這是一場集中了太多巧合的交通事故，但多數網民就是不相信。在目前官民關系緊張的大背景下，“錢云會案”被網民“合理想象”和無限放大，成為草根民眾維權無望和基層政權“黑惡化”的標本。這樣的妖魔化印象不消除，對基層官民關系將起到惡劣的示范效應。此案也有一個亮點，就是溫州地方政府包容一些知名網友組成“公民調查團”進村實地勘察。雖然網友對此案還留有諸多疑點，但無一人公開支持網上的基層干部涉黑謀殺假說。在突發(fā)事件中，網民渴求真相，“全民偵探”，與一些政府部門試圖掩蓋真相的拉鋸戰(zhàn)遠沒有結束。在一些地方，政府信息不公開依然是常態(tài)，公開是例外。近年來年輕干部晉升，即使被證明符合組織程序，也一再受到網民質疑。浙江省委組織部部長在微博上感慨，政府部門陷入“塔西佗陷阱”的尷尬，即“一旦失去公信力，無論說真話還是假話，做好事還是壞事，都會被認為是說假話、做壞事”。修復和提振政府的公信力，是輿情應對的關鍵。

2.媒體人微博言論新聞化帶來了倫理新問題

2012年8月，北京大學鄒恒甫在個人微博稱，北大院長、教授和系主任玩弄餐廳服務員，被轉發(fā)了近3萬次。這條新聞“5個W”嚴重殘缺的爆料，被多家媒體作為新聞報道，卻未能證實，鄒恒甫事后也承認夸大“是我一貫風格”。毒膠囊事件中，中央電視臺主持人趙普在加V認證的實名微博上率先爆料，轉發(fā)調查記者短信，稱：“不要吃老酸奶（固體形態(tài)）和果凍，尤其是孩子，內幕很可怕，不細說?！边@條微博被轉發(fā)近13萬次，受到央視處罰。不少網友同情和支持趙普，但記者如何在網絡“自媒體”發(fā)言，在新聞界引發(fā)嚴肅思考。在央視播出正式報道前，趙普無權以個人身份發(fā)布同事采訪的新聞。對于食品安全、藥品安全這樣涉及百姓健康的大事，32字的微博壓根說不清楚，容易引發(fā)社會恐慌，確應審慎。路透社的《網絡報道守則》告誡記者：工作賬號和私人賬號需分開?！稗D發(fā)/共享一個鏈接輕而易舉，但如果你轉發(fā)/共享的內容最后被證明是不真實的，或者讓人聯(lián)想你偏向爭議中的某一方，就會損害你個人和路透的聲譽?！笨磥?，微博的言論自律和他律是一個全新的挑戰(zhàn)。人民日報社和中央電視臺都已制定記者網絡發(fā)言的守則。

3.社會矛盾對抗性在網上網下都有所增強

2011年，在一些地方，社會矛盾的對抗性加劇，從縣域到省城，一個小小的摩擦，如車輛剮蹭，甚至一則謠言，都可能導致街頭瞬間的民眾聚集。整個社會的容忍度和包容度下降。大連PX項目引發(fā)群體聚集和臨沂“陳光誠事件”引發(fā)探訪熱潮，表明公民對公共事務的關注開始溢出互聯(lián)網，成為現(xiàn)實社會的某種行為藝術，以“集體散步”“集體游行”等方式，向政府表達民眾訴求。5月26日發(fā)生的撫州爆炸案，則標志著近年來的民眾維權到了某個“拐點”，從被強拆的業(yè)主龔福珍自焚到農民工職業(yè)病患者“開胸驗肺”，民眾選擇了玉石俱焚的暴力表達。這種對抗性的加劇，在網絡虛擬社會中也有體現(xiàn)。熱點事件中，網絡輿論的“標簽化”情況越來越嚴重。比如在藥家鑫殺人案審理過程中，由于其父曾是部隊派駐軍工企業(yè)的軍代表，因而他被貼上“官二代”“軍二代”的標簽，網民唯恐藥父干預司法，因而不分青紅皂白對其進行咒罵，甚至揚言：“藥家鑫與法律，藥家鑫與中國，只能活一個！”在現(xiàn)階段，總體來看，社會矛盾的激化還不具備社會全面對抗性質。對于網下的過激行動乃至暴力表達，必須依法管理；另外，政府不能罔顧網絡上的洶洶民意，或麻木不仁或一味打壓而不正面回應，基層政府需要表現(xiàn)出政治家的氣度胸懷和遠見卓識。

4.商業(yè)利益滲透互聯(lián)網

一些網民抱怨網上一些地方政府和行業(yè)部門的“網評員”頻繁發(fā)帖，“稀釋”了網絡民意。其實，網上高倍“稀釋”甚至偽造民意的，主要是商業(yè)公關公司，他們的輿論運作技巧和推動力比“網評員”強大得多。在網絡時代，負面效應的炒作極易流行，也就是“以丑為美”，大爆隱私，迎合民眾獵奇心理，從而達到出名的目的。2006年前，以芙蓉姐姐為代表的網絡紅人的幕后推手采用的都是一種個人作坊式的經驗模式，大多數商家并沒有從中看到市場前景。最近幾年，網絡營銷和網絡公關從個體作坊式向公司化躍進。這個新近出現(xiàn)的“行業(yè)”既沒有自律，也缺乏公共監(jiān)管，表現(xiàn)出嚴重的“唯利益主義”現(xiàn)象，甚至為了營利不惜制造大量低俗、惡俗的事件或話題，打法律和道德的擦邊球。網絡營銷和網絡公關具備一定的隱秘性。它們在論壇中滲透自身的力量，通過收買熱門論壇版主、管理員，讓網絡推手的帖子在眾多帖文中脫穎而出，然后吸引傳統(tǒng)媒體的報道。有些傳統(tǒng)媒體在開設《網眼》一類欄目報道網絡熱點事件時，經常為網絡推手甚至網絡打手“背書”。傳統(tǒng)媒體報道之后，網友進一步“確認”事件的真實性，于是擴大了事件的傳播范圍。需要指出的是，除了網絡營銷和網絡公關公司，有一批網絡打手只是在無意識中自發(fā)形成一股力量，因為網上失實、煽動性的描述正好迎合了網民一觸即發(fā)的極端情緒。例如農夫果園砒霜門事件、霸王洗發(fā)水致癌事件、章光101事件等，都被指出疑似競爭對手在幕后操控網絡打手實施惡性攻擊，對各企業(yè)造成了極大的負面影響，同時也給消費者和公眾造成了恐懼感和心理混亂。網絡打手這一群體影響了正常的經濟秩序，也讓企業(yè)道德底線下降，為了自身的利益而不擇手段。商家如果忽視了網絡打手這個群體，缺少必要的預警機制，很可能陷入飛來橫禍似的商業(yè)危機之中。此外，為了消除在網絡上的不良影響和負面形象，很多企業(yè)和官員面對負面信息的第一反應便是“刪除”。因此，一些以網絡刪帖為營生的網絡危機公關公司應運而生且大行其道。在廣西韓峰“日記門”事件中，據檢察機關調查，韓峰為了刪除網上流傳的香艷日記，曾向某商人索取現(xiàn)金15萬元，交給相關人員作為“刪帖費用”。刪帖竟能提供商業(yè)機會，揭示出網絡論壇管理規(guī)范和相關的法律法規(guī)尚不健全。

5.政府在突發(fā)事件中網絡管理不足

遭遇突發(fā)事件特別是群體性事件，控制信息流動、統(tǒng)一宣傳口徑，成為一些干部的思維定式。就像陜西綏德縣某官員所言：“以前沒有網絡的時候多好啊，想讓他們怎么說就怎么說！”在2009年，出現(xiàn)了一些人為制造“沒有網絡”的情形。在鄧玉嬌案中，其家鄉(xiāng)湖北巴東縣野三關鎮(zhèn)的電視和網絡信號一度因為“防雷擊”而中斷。無獨有偶，湖北石首事件發(fā)生后，石首市區(qū)網吧斷網，事發(fā)地一帶還一度斷電，但這都并未能阻止網上的輿論浪潮。更荒唐的事情是河南杞縣重現(xiàn)“杞人憂天”。6月7日杞縣一輻照廠發(fā)生放射物卡源事故，情況在網上流傳、發(fā)酵，政府卻一直失語，7月17日，隨著“放射源將爆炸”謠言的出現(xiàn)，大批群眾紛紛奔向周邊縣市“避難”，杞縣縣城一度幾成空城。在這起事件中，看似謠言是引發(fā)大規(guī)模社會恐慌的誘因，但其背后隱含的，卻是公共事務透明度低下和政府公信力缺失。事后，杞縣政府未能反躬自省，反而遷怒于網民，抓了5名在網上夸大事故危險性的“造謠者”和轉帖者。近年來，一些黨政部門經常使用“網絡群體性事件”這個概念。群體性事件有嚴格定義，指聚眾實施未經法律允許或批準的行為，如集體上訪、游行示威、罷工、罷市、罷課、絕食靜坐、圍堵交通、圍攻黨政機關等。而“網絡群體性事件”，從字面上看，容易被理解成通過網上組織串聯(lián)，導致網下聚眾行動、制造事端。但考察近幾年的情況可知，因為互聯(lián)網而產生網下聚眾行為的事件并不多。像2007年廈門部分市民反對PX化工項目而上街“散步”，互聯(lián)網（BBS和QQ群）和無線網（手機短信）的確起到了信息溝通和鼓動作用。但在更多的群體性事件中，一些基層政府采取了斷網、屏蔽手機信號甚至中斷電視轉播的做法，事態(tài)的惡化跟互聯(lián)網沒有直接關系。而適度開放網絡輿論，讓公眾的焦慮、不滿得到宣泄，恰恰可能減少群體性事件的發(fā)生。

6.網民對社會道德滑坡痛心疾首

中國社會經過“文化大革命”顛倒黑白的政治動亂，以及市場經濟初級階段唯利是圖的雙重沖擊，一些傳統(tǒng)觀念失去約束力和感召力，社會道德滑坡。2007年7月，南京的一位老太太將青年彭宇告上法庭，稱對方撞倒自己，要求其賠償十幾萬元的損失。彭宇則稱自己好心幫助老太太，送她去醫(yī)院，并墊付醫(yī)藥費，卻反被誣。彭宇稱，2006年11月20日，他在公共汽車站扶起一名跌倒在地的老人，并送其去醫(yī)院檢查。西祠胡同、天涯社區(qū)、凱迪網絡等BBS每日有超過百個帖子討論此案。網友幾乎一邊倒相信并支持彭宇，并感慨現(xiàn)在好人不好做。2007年9月6日，南京市鼓樓區(qū)法院對彭宇案做出一審判決，稱“彭宇自認，其是第一個下車的人，從常理分析，他與老太太相撞的可能性比較大”。判決書推測說：如果不是彭宇撞的徐老太，他完全不用送她去醫(yī)院，而可以“自行離去”，“但彭宇未做此等選擇，他的行為顯然與情理相?！?；“彭宇和老太太素不相識，一般不會貿然借款。即便如彭宇所說是借款，在有承擔事故責任之虞時，也應當請公交站臺上無利害關系的其他人證明，或者向老太太家屬說明情況后索取借條或說明。但彭宇在本案中未存在上述情況，而且在老太太家人陪同前往醫(yī)院的情況下，由他借錢給老太太的可能性不大”。法院裁定彭宇補償原告40％的損失，即45876元。判決一出，輿論大嘩?；ヂ?lián)網上更是掀起了一場以后遇到老人摔倒是否該上前救助的激烈辯論，時至今日，硝煙未散。最讓網民情緒激動的，并不在于彭宇和徐老太孰是孰非，而是在于法官“從常理分析”的倫理判斷。“博客中國”上時寒冰撰文，尖銳批評“史上最弱智判決將把人性引向惡”，“它告誡人們，見人危難千萬不要相救，否則將引火燒身”。凱迪社區(qū)網友謝洪軍也對一審法官提出質疑：見死不救才是人之常情？他希望法官“在判斷一個具體的案件時，不能只有小人之心，更要有君子之腹，不能一味迎合世道崩壞人心險惡，還應該保護惡濁中出現(xiàn)的真善美”。謝洪軍同時認為：“網上一邊倒地支持彭宇，就是對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的抗議和不滿，這種集體情緒的發(fā)泄，表明人的良心并不必然和環(huán)境一同壞下去?！?/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