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與21世紀之交以來，我國譯界對傳統(tǒng)“忠實”翻譯觀的大討論十分火熱，討論的結(jié)果是“譯者主體”“譯者中心”成為十分走俏的翻譯議題。這其實算不上什么新思潮，因為對“忠實”的質(zhì)疑自古至今始終伴隨著翻譯理論與實踐的發(fā)展。西方最早的翻譯理論家、羅馬帝國時期的西塞羅最早界分了直譯與意譯，他把譯者分為“解釋員”和“演說家”，認為譯者應是演說家，應用符合母語語言習慣的語句來表達外來作品的內(nèi)容，以打動讀者。他認為直譯是缺乏技巧的表現(xiàn)，翻譯應保留詞語最內(nèi)層的東西，即意思。譯者的責任是給讀者稱出原詞的“重量”，而不是“算出”原詞的“數(shù)量”。他的“翻譯是文學創(chuàng)作”觀點為翻譯的文藝創(chuàng)作觀的確立打下了牢固的基礎，此后便形成了“直譯”（解釋員）和“意譯”（演說家）的分道揚鑣，即語言學和文藝學這兩種探討翻譯的基本方法和思路。受此影響，羅馬帝國詩人賀拉斯也主張“活譯”，認為“忠實原著的譯者不會逐字死譯”^[4]。羅馬演說家、修辭家昆體良的思想則更加激進，他主張羅馬人的一切翻譯、寫作都必須與希臘人比高低，要“與原作搏斗、競爭”，這也是我國譯界的“優(yōu)勢競賽論”的理論依據(jù)。而主持翻譯《通俗拉丁文本圣經(jīng)》（Editio Vulgate）的羅馬神學家圣·哲羅姆則首次從文本類型的角度探索翻譯方法，認為應區(qū)別對待“文學翻譯”和“宗教翻譯”，前者應主要采用意譯，而對“連詞序都是一種玄義”的《圣經(jīng)》則應選擇直譯，因為對原文句法結(jié)構(gòu)的半點改動都會損害其“深刻含義”^[5]。此后，分類研究翻譯的思路被德萊頓、施萊爾馬赫、雅各布森、斯坦納、紐馬克等翻譯理論家所借鑒。

到中世紀末，隨著各民族語言與文化的觸碰與交流，人們越來越意識到語言間的共性與個性的存在，直譯與意譯之爭更加明顯。以德國為例，主張模仿古拉丁語的“高雅”風格的直譯派與主張使用大眾通俗語言進行翻譯、發(fā)展民族語言風格的意譯派形成了明顯的對比。當時的德國學者維爾認為準確模仿拉丁語能得出最“優(yōu)美”的德語風格，主張將“粗俗”的德語置入“高雅”的拉丁語規(guī)則之下，用“優(yōu)美”的拉丁語修辭風格影響德語的發(fā)展。這符合當時以拉丁語為通用語言的教會、大學、作家等上層社會群體的口味，因此，逐字對譯仍然主導著當時的翻譯。然而，在此后的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思想在德國得到長足發(fā)展，意譯派開始抬頭，德國學者通過研究三種“神圣”的語言——希伯來語、希臘語、拉丁語，認為德語與拉丁語并無淵源，德語有自己獨立的語言個性。這樣，高漲的民族情感和對發(fā)展民族語言的急迫性要求催生了由路德采用民眾語言譯出的第一本“民眾的《圣經(jīng)》”，這本通俗德語版《圣經(jīng)》為現(xiàn)代德語的形成打下堅實的基礎?？梢哉f，現(xiàn)代德語奠定于文藝復興時期德國人的民族情感和人文思想的訴求。路德用“人民的語言”翻譯出供人民閱讀的《圣經(jīng)》，他倡導譯者不去做單詞的“奴隸”，而用地道的德語把外國語變成譯者的本族語言，而不是把德語拉丁語化，這種歸化式的人文主義翻譯觀影響了此后的英語和西班牙語版《圣經(jīng)》的翻譯。以英譯版為例，宗教經(jīng)典翻譯家廷代爾認為，不光學者，平民也有權關心“自身靈魂寄托”的問題，他為了讓“扶犁的莊稼漢”也能讀懂《圣經(jīng)》，盡量采用“地道的”英語詞匯和普通人的語言表述習慣進行翻譯，同時也歡迎“語言理解透徹的人”指出其譯本中的錯誤。廷代爾融合了大眾的通俗性與學者的準確性需求，形成了獨創(chuàng)的《圣經(jīng)》英譯風格。

至此，除了對宗教與哲學著作依然遵循直譯外，其他作品皆采用意譯，意譯從此插上了自由的翅膀。尤其到了啟蒙時期的17世紀，“漂亮，但不忠實”的翻譯成為歐洲人的時尚。法國自由派翻譯代表阿伯蘭庫就勸誡譯者“絲毫也不要怕把原著帶上母語的色彩”；為了取悅讀者，天主教教士佩蘭（Perrin）不惜給原本樸素的古典作品披上“法國騎士”的外衣，配上“華麗的羽毛和金銀箔”。法國翻譯評論家梅納日（Menage）批評“膽大包天的阿伯蘭庫”的譯本為“漂亮而不忠實的翻譯”，但贊成者卻認為他的法語風格比被極力效仿的拉丁語風格“更為優(yōu)美”。由此，“忠實”和“再創(chuàng)造”在翻譯過程中的矛盾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