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學批判學派(critical school)是現代傳播學研究中的兩大學派之一，無論在方法論還是學術觀點上，都與經驗學派有著較大的區(qū)別。如果說傳統(tǒng)學派托庇于“科學化”的社會科學，那么批判學派則隸屬于“精神化”的人文科學，如哲學、美學、文藝學、歷史學等，圍繞著傳播的意義而展開。相較于經驗學派，批判學派注重從批判的學術立場，通過廣泛聯系的社會現象，以思辨的研究方式對其進行考察，側重控制分析。

批判學派發(fā)源于歐洲，這既與歐洲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傳統(tǒng)息息相關，也離不開歐洲大眾傳播業(yè)的公營體制，更加強調傳播事業(yè)社會服務的職能的特征。20世紀60—80年代，批判學派和經驗學派的大辯論曾經是傳播學研究矚目的焦點。經過這場大辯論，雙方在方法論上有所接近，但在社會觀和傳播觀上依然存在著根本的對立和分歧。

一、批判學派崛起

德國有著悠久的媒體和傳播研究的傳統(tǒng)。在20世紀30年代的魏瑪共和國時期，一些知識分子哲學家如馬克思·霍克海默和經濟學家費德里奇·波洛克建立了法蘭克福大學社會研究所。以法蘭克福學派和社會研究所著稱的批判學派正發(fā)源于此。法蘭克福學派是由其他人在20世紀60年代給予他們的名稱，而這里的學者更傾向于被稱作批判的理論家，這個名稱是由他們的領導人M.霍克海默在他的文章《傳統(tǒng)理論和批判理論》(1937)中獲得的。作為20世紀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主要流派之一，法蘭克福學派傳承和深化了馬克思主義的“異化”理論，并直接受到西方馬克思主義代表人物盧卡奇“物化”理論的影響，將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理論與揭示學結合在一起，對現代西方資本主義社會進行批判。批判學派在社會科學的法蘭克福學派影響下，以歐洲學者為主形成和發(fā)展起來。

法蘭克福學派的代表人物有M.霍克海默、H.馬爾庫塞、T.W.阿多諾等人。在德國法西斯勢力上臺后，社會科學研究所于1929年重新遷回日內瓦， 1934年又遷到美國，與哥倫比亞大學建立了合作關系;戰(zhàn)后于1949年重新遷回法蘭克福，成為歐洲新馬克思主義和新左翼運動的理論據點。

法蘭克福學派的基本學說由以下批判所構成:①對于實證主義(關于真實的、“實證的”事實可以從觀察和試驗中獲得的信念)的批判，聲稱社會科學是一種虛假意識，它“在價值中立的騙人外衣的掩蓋下認可現狀”(昆頓，1974);②對于馬克思主義的批判，因為它沒有完全擺脫實證主義，也因為它認為，“無產階級將不可避免地引起革命，這場革命將消滅異化和統(tǒng)治”(昆頓，1974);③對于社會的批判，因為它具有引導個體對其狀況采取虛假接受的態(tài)度的非理性因素。批判學派試圖將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引入意識，因此批判的理論家的行為旨在導致一個沒有人類剝削的理想社會。在這方面，他們反映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經典立場。

當然，法蘭克福學派的局限性也是顯而易見的。20世紀上半葉的德國和美國是法蘭克福學派諸成員的主要居留地，納粹德國的法西斯社會和戰(zhàn)后美國的壟斷資本主義消費社會是他們分析大眾傳媒的經典環(huán)境。由于對現代工業(yè)組織和民族即國家體制的運作抱有強烈的憎惡心情，他們對媒介的考察無疑受到了妨礙。他們在頌揚高雅文化的同時卻貶抑大眾文化，霍克海默和阿多諾甚至公開質疑高壓文化是否能夠或應該通過大眾媒介進行傳播。他們幾乎完全忽略了大眾傳媒和大眾文化積極的一面，因此，他們的批判也僅僅停留在單純否定性的批判階段，始終找不到正確的出路。

盡管如此，從總體上看，法蘭克福學派的意義仍然是深遠的。法蘭克福學派的觀點新穎銳利，對學術界啟發(fā)頗深，尤其是它對于現代的工具理性、實證主義和啟蒙運動的批判具有顛覆性。它不僅把大眾文化等傳播現象同形態(tài)意識、社會控制聯系在一起，開創(chuàng)了批判研究傳播現象的傳統(tǒng)，深刻地影響了此后各種批判學派的傳媒和文化取向。法蘭克福學派著名的文化工業(yè)理論被視為大眾文化研究的重點和理論基點。不難發(fā)現，在現代的文化評論中，批判理論的蹤跡隨處可見，在結構主義、符號學、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tài)理論、女權主義和后現代主義文化理論中，都可以找到它們的影子。針對大眾與國家、個人的關系，消費與形態(tài)意識的關系等問題，它們從各自的視角出發(fā)，做出了新的理解和闡釋[1]。雖然傳播批判學派并不一定都師承法蘭克福學派，甚至有不少反對他們的觀點，但是在反對科學主義、關注傳播中的權利和不平等現象的核心觀點上，傳播批判學與法蘭克福學派是一脈相承的。

二、批判學派發(fā)展

如前所述，基于批判立場的傳播學研究從早期階段就已存在。這些研究，經過一定時間的積累和發(fā)展，到了20世紀60年代以后發(fā)展成了與經驗學派相抗衡的批判學派，影響擴大到整個歐洲和世界傳播學界。在這個過程中，由于學者們研究的對象課題、分析問題的角度和方法的差異，批判學派中也形成了各種各樣的流派。

(一)政治經濟學派

其代表是英國累斯特大學大眾傳播研究中心的G.默多克和P.格爾丁等人。該學派依據馬克思關于若一個階級是社會上占統(tǒng)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則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tǒng)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著物質生產資料的階級同時也支配著精神生產資料的觀點，從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筑的決定作用出發(fā)來揭示資本主義社會大眾傳媒支配與控制的現狀。20世紀70年代以后，默多克等人撰寫了大量論文，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大眾傳播與階級關系、文化產品的生產過程及其結構進行了深刻的剖析。

政治經濟學派關心的一個焦點問題是現代媒介高度集中和壟斷的趨勢及其帶來的社會后果。例如，默多克和格爾丁提出:“在20世紀70年代初，71%的日報和74%的電視臺、78%的電影、70%的書籍以及65%的唱片發(fā)行是由各行業(yè)中5家最大的企業(yè)控制的”，這種集中和壟斷的趨勢依然在不斷加劇。[2]他們認為，這種高度的獨占和集中正是壟斷資本控制著文化生產和流通的明證，大眾傳媒的活動最終是為了維護壟斷資本的利益、意識形態(tài)和統(tǒng)治權力。政治經濟學派學者主要從所有制關系和經濟結構上來揭示資本主義大眾傳播的內在矛盾和制度的非合理性，對于傳播內容本身沒有給予更多的關注。

(二)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學派

文化研究學派也稱伯明翰學派，以英國伯明翰大學現代文化研究所的S.霍爾、D.莫利等人為代表。該學派繼承了葛蘭西、阿爾都塞等新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反對簡單的“經濟基礎還原論”，主張從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tài)的相對獨立性出發(fā)來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的大眾傳播。阿爾都塞的關于大眾傳媒是從事“合意”的生產和再生產的“國家意識形態(tài)裝置”的觀點，對“文化研究”有著重要的影響。根據阿爾都塞的觀點，一個國家要維持其統(tǒng)治秩序，必須要有維持、形成和創(chuàng)造社會“合意”的機制或“裝置”。過去，這種裝置主要是由學校、家庭和教會來充任的，在現代社會其重心則移向了大眾傳媒。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國家意識形態(tài)裝置”具有二律背反的功能:一方面，它以“不偏不黨”或社會糾紛“仲裁者”、普遍利益“代表者”的面目出現，提高社會成員對現存制度的向心力;另一方面，它通過消除統(tǒng)治階級的內部矛盾以保證其對政治權力的支配;與此同時，則通過阻礙被統(tǒng)治階級的覺醒和組織化過程而把他們排除在政治權力之外。

霍爾等文化研究學者認為，大眾傳媒之所以能夠作為“國家意識形態(tài)裝置”從事“合意”的生產與再生產，是因為它有一種“賦予意義”(signification)的獨特功能。大眾傳媒通過新聞和信息的選擇、加工、結構化等活動，每日每時地都在為社會事物賦予這樣那樣的“意義”;但“賦予意義”活動并不是客觀中立的，其背后有著利益和意識形態(tài)的驅動。資本主義媒介的一種突出傾向，就是把統(tǒng)治階級的特殊利益作為似乎得到廣泛社會“合意”的普遍利益加以提示。

簡單地說，文化研究學者的主要觀點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大眾傳播是資本主義社會系統(tǒng)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在規(guī)定社會關系、行使政治統(tǒng)治方面發(fā)揮著重要的意識形態(tài)功能，并具有相對的獨立性。

第二，大眾傳播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是文化產品的生產過程;二是文化產品的消費過程。前者是媒介通過象征事物的選擇和加工，將社會事物加以“符號化”和“賦予意義”的過程;后者是受眾接觸媒介訊息，進行符號解讀，解釋其意義的過程。

第三，訊息符號是與一定的價值體系或意義體系(meaning system)結合在一起的。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既有促進現存不平等關系的“支配性的”價值體系，又有推動人們接受不平等、安居較低社會地位的“從屬性”價值體系，還有不滿于階級支配現狀、號召社會變革的“激進的”價值體系。大眾傳媒的符號化活動，從本質上來說是按照支配階級的價值體系為事物“賦予意義”。

第四，盡管如此，受眾的符號解讀過程卻不是完全被動的，由于符號的多義性和受眾社會背景的多樣性，受眾可以對文本訊息做出多種多樣的理解。霍爾認為，受眾對媒介訊息有三種解讀形態(tài):一是同向解讀或“優(yōu)先式解讀”(preferred reading)，即按照媒介賦予的意義來理解訊息;二是妥協式解讀(negotiated reading)，即部分基于媒介提示的意義、部分基于自己的社會背景來理解訊息;三是反向解讀或“對抗式解讀”(oppositional reading)，即對媒介提示的訊息意義做出完全相反的理解[3]?；魻栒J為，大眾傳媒的符號化和受眾的符號解讀過程，體現了資本主義社會中占統(tǒng)治地位的文化和各種從屬性文化之間支配、妥協和反抗的關系，體現了“意義空間中的階級斗爭”。文化研究學者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文本分析和受眾調查兩種。前者主要是為了揭示大眾傳媒為占統(tǒng)治地位的利益和意識形態(tài)服務的傾向;后者則是為了考察受眾符號解讀的多樣性。20世紀70年代以來，文化研究學派成了批判學派中最有影響的一個流派。

(三)意識形態(tài)“霸權”理論

“霸權”(hegemony)一詞，原指國家的霸權或政治運動的主導權，由意大利共產黨的創(chuàng)始人A.葛蘭西在《獄中筆記》中最早作為社會分析的一個概念加以使用。葛蘭西把現代國家的形成看做是作為“強制裝置”的政治社會和作為“霸權裝置”的市民社會的融合，認為市民社會主要是通過“合意”或“同意”的組織化過程而維持統(tǒng)治的社會，隨著市民社會的發(fā)展，它將吸收政治社會而形成新型的國家[4]。

批判學派的學者繼承了葛蘭西的這個觀點，把“霸權”看做是支配階級在一定歷史時期內為維護自身利益而行使社會主導權和文化主導權的能力，而實現“霸權”的手段不是通過直接的高壓政策，而是通過決定國家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方向，使被支配階級對現有權力結構和社會關系產生認同或從屬意識。換句話說，批判學者認為，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支配階級不再主要依靠國家、軍隊、法院等“強制裝置”，而主要是通過意識形態(tài)“霸權裝置”來維護自身利益，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大眾傳播制度就是重要的意識形態(tài)“霸權裝置”之一。大眾傳媒通過日常的新聞報道、宣傳和廣告活動，把支配階級的特殊利益描述為社會的“普遍利益”，其目的是操作形成“同意”或“社會合意”，但這歸根結底只不過是一種“虛假的合意”，因為它掩蓋了階級支配的實質。一些批判學者認為，資本主義大眾傳媒的一種明顯的傾向，就是把支配階級的意識形態(tài)“自然化”，把它表現為“正常的”、“無可爭議的”、“人性的”產物，而把對立的政治和社會意識形態(tài)描述為“怪僻的”、“無意義的”或“不可想象的”東西[5]。他們從事傳播學研究的一個宗旨，就是揭露這種“虛假的合意”，喚起受眾的覺醒，推動社會變革。

(四)哈貝馬斯的批判理論

J.哈貝馬斯是德國哲學家和社會學家，法蘭克福學派的第二代旗手。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哈貝馬斯在批判地繼承阿多諾、霍克海默等第一代學者觀點的基礎上，針對后期資本主義的社會狀況的變化，試圖建構一種新的社會理論，其代表作是1962年出版的《公共性的結構轉換》和1968年出版的《傳播行為理論》。在這兩部著作中，哈貝馬斯提出通過改善“傳播的合理性”來實現社會變革的觀點。他認為，近代以來的資本主義追求的是一種“工具合理性”，這一合理化過程不僅帶來了對自然的支配和操作能力的擴大，而且也強化了社會的支配結構和支配關系。哈貝馬斯反對導致人的異化的片面追求“工具合理性”的立場，提倡“綜合的合理性”，即主張通過擴展“沒有支配和強制的傳播關系”來改革社會，建立基于“理性合意”的新型社會關系。哈貝馬斯主要以社會哲學和語言哲學的方法來探索傳播與社會變革問題，其中包含著對現行資本主義社會的否定和批判，但也有不少學者指出，他的傳播觀中帶有明顯的“普遍主義”和“倫理主義”的色彩。

批判學派中還有其他一些流派，在此不再逐一介紹。總的來說，批判學派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他們都對現行的資本主義制度持否定和批判態(tài)度，這也是他們之所以被稱為批判學派的最主要理由。

第二，他們更多地將傳播理論和社會理論結合在一起，著重考察與社會結構和意識形態(tài)相關的宏觀問題。這些問題在經驗學派的研究中大多有意無意地受到忽視和回避，但它們本身的重要性和啟發(fā)意義是不容置疑的。

第三，批判學派在方法論上以思辨為主，反對實證主義態(tài)度。不過，批判學派并不總是排斥經驗調查和量化研究，近年來，辯證分析和經驗調查相結合的方法，已開始為不少批判學者所推崇。例如，文化研究學者D.莫利進行的關于社會結構與電視釋碼的“文化地圖”分析等研究，就是系統(tǒng)地采用了經驗調查的方法，被學術界稱為“批判的經驗性研究”[6]。

[1] 段鵬.傳播學基礎——歷史、框架與外延[M].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6:81.

[2]參見G.Murdock，Patterns of Ownership，Questions of Control，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Milton Keynes，Open University，1977.轉自郭慶光.傳播學教程[M].中國人民出版社，1999.

[3]參見S.Hall，Encoding/Decoding，Culture，Mediaand Language，Hatchinson，1980，pp.128138.轉自郭慶光.傳播學教程[M].中國人民出版社1999.

[4] 參見A.Gramsci，Prison Notebooks，London，Lawrence & Wishart，1971.轉自郭慶光.傳播學教程[M].中國人民出版社，1999.

[5]參見T.O'Sullivan，Key Concept in Communication，pp.102104.轉自郭慶光.傳播學教程[M].中國人民出版社，1999.

[6]參見D.Morley，The Nation Wide Audience:Structure and Decoding，British Film Institute，1980.轉自郭慶光.傳播學教程[M].中國人民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