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　比較方向的確立

中古時期的語言材料種類已不單一，除翻譯佛經(jīng)與中土典籍外，還有道教文獻、出土文書等。鑒別時，首先要注意語料性質(zhì)的異同，語言比勘尤其是詞匯比勘時，宜選擇同類語料作比對。如遇笑容、曹廣順等通過詳細調(diào)查后，發(fā)現(xiàn)總括副詞“都”的廣泛使用是在宋代之后，宋以前，像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世說新語》、晚唐五代《敦煌變文集》等文獻中“都”的使用頻率都很低。但在翻譯佛經(jīng)中，如《六度集經(jīng)》，總括副詞“都”已經(jīng)很常用了，達48次⁽¹⁵⁾。遇笑容、曹廣順認為不能就據(jù)此簡單地判斷《六度集經(jīng)》是晚唐甚至宋以后的譯經(jīng)，因為詞的使用可能和作者的方言有關，這種情況可能就是譯者使用的方言里，副詞“都”發(fā)展較當時“共同語”快的反映⁽¹⁶⁾。誠然，我們是不能不考慮譯者的語言使用習慣，橫向?qū)⒎鸾?jīng)語料與中土典籍進行比較也是非?？扇〉难芯糠椒?，不過，將同一性質(zhì)的佛經(jīng)語料進行縱向的歷時比較也是不能忽略的。“都”從邑，本為城邑，《說文·邑部》:“都，有先君之舊宗廟曰都”。先秦典籍表總括的有“皆、悉、咸”，“都”在漢魏兩晉南北朝的中土文獻里基本上只是用作語氣副詞。譯經(jīng)情況則并非如此，“皆、悉、咸已見于先秦，但是《論衡》與（東漢）佛典還出現(xiàn)了一個新的同義詞‘都’”⁽¹⁷⁾，可進一步說，世高之后支婁迦讖的譯經(jīng)，“都”的使用已相當自如了。在以群體對話的形式來敘述、具明顯故事性的《道行般若經(jīng)》中，可見32處“都”⁽¹⁸⁾，其中修飾普通動詞10處；修飾否定詞“不”、“無”2處；雙音節(jié)同義連用:“都盧”⁽¹⁹⁾3處（其中“都盧不”、“都盧無”各1處）、“都悉”1處、“都共”1處；三音節(jié)同義連用:“都盧皆”1處、“悉都盧”1處。見如下9例。

［1］都不可得見。（卷一，T08no224p428a22）

［2］都無所念，善為人中之雄，自致作佛。（卷二，T08no224p431c20）

［3］是事都盧不可計。（卷一，T08no224p430c6-7）

［4］其心都盧無所難。（卷二，T08no224p434c10）

［5］都盧天上天下，諸伎樂持供養(yǎng)。（卷二，T08no224p433a25）

［6］恒邊沙佛剎人，都悉供養(yǎng)諸菩薩摩訶薩。（卷三，T08no224p440b8-9）

［7］復有異恒邊沙佛剎人，都共供養(yǎng)是輩菩薩摩訶薩。（卷三，T08no224p440a3-4）

［8］閻浮利人，都盧皆使行佛道。（卷二，T08no224p437b17）

［9］若干種根、若干種黠、若干種癡、若干種慧，人民輩所求盡，所求慧，怛薩阿竭悉都盧。（卷十，T08no224p477c8-10）

管窺《道行般若經(jīng)》，我們有理由認為總括副詞“都”在東漢時不僅數(shù)量不低，且具各種用法，已從最初的零星散見而趨于成熟了。西晉譯經(jīng)亦如此，竺法護譯《光贊經(jīng)》有26處、無羅叉譯《放光般若經(jīng)》有19處。其后與南朝《世說新語》年代大抵相當?shù)牡g地點在高昌的北魏涼州沙門慧覺等所譯的《賢愚經(jīng)》中，可見25處。這樣看來，總括副詞“都”在北方并不罕見，南北地域差異不甚明顯。

《六度集經(jīng)》的譯者康僧會，其先康居人，后移于交趾，赤烏十年（公元247年）來到建業(yè)，“時孫權稱制江左，而未有佛教，會欲運流大法，乃振錫東游，以赤烏十年至建業(yè)，營立茅茨，設像行道”⁽²⁰⁾。并建寺造塔，“權大嗟服，即為建塔，以始有佛寺，故曰‘建初寺’，因名其地為佛陀里，由是江左大法遂興”⁽²¹⁾?！敖ǔ跛隆本褪强瞪畷g《六度集經(jīng)》的地方，“會于建初寺譯出經(jīng)法……并妙得經(jīng)體，文義允正……并制經(jīng)序，辭趣雅贍，義旨微密，并見重后世。會以晉武帝太康元年卒”⁽²²⁾。而與康僧會一樣同在建業(yè)從事譯經(jīng)活動的佛陀什、畺良耶舍、曇摩蜜多、釋寶云、釋智嚴、求那跋摩、僧伽跋摩的譯經(jīng)，卻鮮見甚至幾乎不見總括副詞“都”。可見，即便把總括副詞“都”作為（建業(yè)）方言，其橫向流布與歷時傳承都不見得深廣。而從共同語的角度看，總括副詞“都”在東漢典籍已見，譯經(jīng)只不過加速了此新義的傳播。

如果在語料比勘前能大體確立比勘的方向，注意比勘語料性質(zhì)的異同，比勘的結果會更接近語言實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