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城鎮(zhèn)化進程取得了明顯的進展。1978年到2012年，中國城鎮(zhèn)人口總量從1.7億增加到7.1億，城鎮(zhèn)人口比重由17.9％提高到52.6％。2012年中國城市總數657個，小城鎮(zhèn)19881個，城鎮(zhèn)體系逐步完善。大規(guī)模的農民進城務工就業(yè)，改變了億萬農民的命運，為經濟發(fā)展注入了強大動力，有效地支撐了工業(yè)化快速發(fā)展，有力地推動了國家現代化進程。在過去30多年的時間內，中國完成了西方發(fā)達國家經歷上百年時間才走完的歷程，為走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城鎮(zhèn)化道路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實踐。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戶籍制度、社保制度、土地制度等都制約了城鎮(zhèn)化的發(fā)展。隨著網絡的興起，網絡輿情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政策的轉變，我們以農民工市民化為例，對網絡輿情影響公共政策情況進行分析和探討。

一、農民工市民化是新型城鎮(zhèn)化的關鍵

1.農民工市民化的內涵

“市民”是一個非常龐雜的概念，因為在政治學、社會學以及經濟學上，對市民概念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在中國當前的新型城鎮(zhèn)化過程中，最基本的一個目標就是農民工的市民化。目前，在中國經濟理論界以及日常生活和公共語境中，對市民大多是從城市層面來理解，從而市民概念被指稱為城市居民，一般特指擁有城市戶籍的居民。[1]農民工市民化，就是讓農民轉化為市民的一個過程。問題在于，如果我們僅僅從城市層面上來定義市民，那么農民工市民化，就被理解為在城市化進程中，讓生活在農村的大部分農民離開農村進入城市，由農民轉變?yōu)槌鞘芯用?，最明顯的標志是獲得所在地的城市戶口及相應的社會權利。

我們通常所稱的市民，一般特指擁有城市戶籍的居民。居民與農民享受著不同的國民待遇，居民能夠享受農民所不能享受的現代城市文明。長期以來，中國在“非農業(yè)”和“農業(yè)”戶口之間、在城市與鄉(xiāng)村之間，人為地劃出了一道鴻溝，造成其在就業(yè)、教育、社會保障和公共福利等方面的懸殊差別，形成了“市民”與“農民”兩個完全不同的權利群體，其弊端不言而喻。農民工市民化，就是農民轉化為市民的過程。在西方發(fā)達國家，農民工市民化道路通常是通過人口遷移來完成的，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結構模型”就揭示了這種農民工市民化的一般規(guī)律。然而，中國是擁有超過13億人口的世界人口大國，其中8億農民想通過大量的人口遷移來實現市民化，其過程必將是長期而艱難的，其難度和成本也都會大大高于西方發(fā)達國家。因此，西方國家農民市民化的一般規(guī)律，并不完全適合中國國情。

從西方國家城市化的現實及其趨勢看，城市化道路也不再是一條單一的傳統(tǒng)的道路，而是有了全新的視角，如有的學者提出了第二次城市化道路，有的提出了“逆城市化”趨勢，等等。未來的農村和城市，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地域的界限已不再像現在那樣明顯。基于這樣的角度，“市民”概念也有了全新的內容?！笆忻瘛焙汀稗r民”不再是地域上的區(qū)別，也不是職業(yè)上的區(qū)別。它們的區(qū)別更重要地在于權利、待遇、生活方式、文明程度等。從這個層面上來理解，市民不是指居住在城里的人，而是指具有同等國民待遇、城鄉(xiāng)共同體的正式成員。因此不能繼續(xù)沿用“農村—城市”“農民—城市居民”這種簡單的兩分法式的敘述模式，從政策層面上也要拋棄城鄉(xiāng)分治的現狀。從身份上說，不再有“農村人”和“城市”包括“城鎮(zhèn)人”之分，他們都是從事相關產業(yè)工作的產業(yè)工人，無非有的從事農業(yè)生產，有的從事非農生產。他們只有分工的區(qū)別，都可以享受社會福利和保障，都是居住在一定區(qū)域（如城市、城鎮(zhèn)、農村社區(qū)等）的市民。從根本上來說，他們應該享有同等的國民待遇。

2.農民工市民化的意義

從本質上講，城鎮(zhèn)化就是由傳統(tǒng)的農業(yè)社會向現代文明的城市社會發(fā)展轉化的過程，主要表現為城市產業(yè)結構優(yōu)化、城市空間結構合理化和人口城市化。城鎮(zhèn)化過程中，很多農民失去了土地，進城務工，成為一個新興群體——農民工。農民工問題不僅是解決“三農”問題和城鄉(xiāng)收入分配問題的關鍵，而且是影響中國城市化、工業(yè)化能否健康發(fā)展的重要因素。推進農民工市民化的重大現實意義在于：

（1）農民工市民化是中國推進城鎮(zhèn)化健康發(fā)展的迫切需要。根據錢納里等人的工業(yè)化階段理論，人均GDP達5000～10000美元，是工業(yè)化中后期階段。目前中國正處于經濟社會向城市化和工業(yè)化轉型的關鍵時期。2012年中國的城市化率已超過52.54％。大量事實證明，農民工這一龐大的社會群體在中國工業(yè)化、城鎮(zhèn)化和現代化建設中發(fā)揮著重要作用，為城市經濟的發(fā)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是中國的農民工仍然是城市中的“過客”，沒有城市市民身份，不能享受城市市民的同等待遇和社會福利。城鎮(zhèn)化進程與農民工市民化的脫節(jié)，嚴重制約了城市經濟社會的健康發(fā)展，迫切需要推進農民工市民化進程。而實現農民工市民化，至少應包括從事非農產業(yè)、享受城市居民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融入城市社會文明三個方面，身份轉變、地域轉移只是市民化的“外在形式”，實現生產生活方式的轉變進而價值觀念融入城市文明才是市民化的真正內涵。因此，破除制約農民工市民化的城鄉(xiāng)二元制度障礙，促進農民工向市民角色全面轉型已是大勢所趨。農民工市民化不僅是中國加快城市化進程的重要內容，更是目前解決農民工問題最現實、最有效的途徑。

（2）農民工市民化是擴大內需、促進消費的需要。擴大內需的最大潛力在城鎮(zhèn)化。城鎮(zhèn)化既可增加投資，又能拉動消費，是中國經濟發(fā)展的重要引擎。“十二五”時期，如果城鎮(zhèn)化持續(xù)以每年1個百分點以上的速度推進，每年約1000萬農民工及其家庭成員實現市民化轉變，享受與城市居民相同的公共服務，中國年均經濟增長率將提高約1個百分點，釋放出巨大的產業(yè)發(fā)展機遇和新興服務需求。擴大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從根本上來說，要提高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和改善收入分配結構，讓老百姓有錢、敢消費。實證測算表明，財政基本保障支出占財政總支出比重每增加1個百分點，居民消費占GDP比重將增加0.2個百分點。其中，增加社保和醫(yī)療支出的效果較為顯著。但是中國現行社保、醫(yī)療等主要與戶口掛鉤，“重城市、輕農村”，中低收入者獲得政府公共服務嚴重不足，其收入相當一部分用于教育、醫(yī)療等支出，收入再分配中的“馬太效應”明顯，嚴重弱化了他們的其他消費能力。因此，要積極而穩(wěn)妥地完善農民工市民化政策，建立起擴大內需、促進消費的長效機制，有序解決農民工進城落戶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問題，確保進城的農民工在就業(yè)、住房、養(yǎng)老、醫(yī)療、教育等方面與城鎮(zhèn)居民逐步實現同等待遇。

（3）農民工市民化是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內在要求?！叭r”問題的核心是農民工問題。農民工問題不僅關乎擴大內需，更關系到促進就業(yè)穩(wěn)定和改善民生。中國農村人口眾多，在人均耕地不足一畝地的條件下分散經營搞農業(yè)，不可能實現農業(yè)現代化，城鄉(xiāng)居民的收入差距越來越大。因此，現階段縮小城鄉(xiāng)差距、統(tǒng)籌城鄉(xiāng)發(fā)展的重要途徑是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從非農產業(yè)就業(yè)獲取較高收入。但是由于現行制度安排不合理，農民工長期處于城市的邊緣，不能在城市安居樂業(yè)。他們在城市不但工作、生活條件艱苦，而且受到歧視冷遇，自身的合法權益經常無法得到應有的保障。隨著中國工業(yè)化、城市化的加速發(fā)展，在城鄉(xiāng)之間、區(qū)域之間的流動人口越來越多，如果長期無法融入城市現代文明，農民工容易對城市產生疏離感，產生反社會的心理和行為。如果處理不好，定會積累很多矛盾，必將造成重大的社會安全隱患。因此，從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戰(zhàn)略部署看，我們需要高度重視農民工市民化這一重大現實問題。在中國，市民特指那些擁有城市戶口并在城鎮(zhèn)居住生活、從事非農產業(yè)的城鎮(zhèn)居民。對于中國而言，市民具有以下特征：擁有城市戶口；在城市工作、生活；從事非農產業(yè)；生活習慣、行為方式、價值觀念等方面與現代城市文化相適應。

3.農民工市民化的內容

農民工市民化符合人口遷移規(guī)律和城市化規(guī)律，是解決農民工問題的根本出路。在統(tǒng)籌城鄉(xiāng)發(fā)展和中國新型城鎮(zhèn)化的大背景下，農民工市民化有其更深刻的內涵。農民工市民化不僅僅是實現身份轉換（農民—市民）、地域轉移（農村—城市）和職業(yè)轉換（非農化），更重要的是社會文化屬性與角色內涵的轉型（市民化）和各種社會關系的重構（結構化）。因此，討論中國農民工市民化問題，不僅要探討農民工以及城郊失地農民的身份與權利等問題，更需要關注農民工在城市就業(yè)和生活后其行為方式、價值觀念、生產生活方式等能否真正融入城市。

農民工市民化至少應包括五個方面的內容：一是身份的市民化，實現角色的全面轉型，即完全實現從農民工到市民身份的轉化；二是職業(yè)的市民化，由非正式勞動力市場上的農民工轉變?yōu)檎?guī)的勞動力市場上的非農產業(yè)工人；三是經濟的市民化，有足夠支撐本人及家庭的相對穩(wěn)定的收入，過上體面的社會生活，對城市有歸屬感；四是社會福利市民化和公共服務均等化，農民工轉化為市民后，應享有和城市居民同等的社會福利和公共服務；五是具備市民化的能力，農民工素質進一步提高，在意識形態(tài)、價值觀念、行為方式、生產生活方式等方面完全融入現代城市文明。從農民工市民化的內涵我們可以看出，農民工市民化不僅要解決農民工的身份和地域的轉換問題，更重要的是使農民工能夠獲得與城市居民同等的社會福利和公共服務，具備市民化的能力，被城市接納并融入現代城市文明。在城鄉(xiāng)分割的二元體制下，城市政府和市民為維護他們既得的利益，對農民工“經濟上接納，社會上排斥”。對于進城農民工來說，沒有城市戶口，人力資本素質普遍比城市居民低，一般只能在非正規(guī)勞動力市場就業(yè)，是游離于城市的“邊緣人”。農民工的社會資本主要存在于以地緣、親緣和血緣為紐帶的較為封閉的社會關系網絡中，在生活方式、職業(yè)選擇、思維觀念以及聚居和社交圈等方面，無法與城市居民有效溝通交流，難以融入城市市民社會圈。另外，農民工無法享受城市基本公共服務，缺乏自治組織，缺乏政治參與，缺乏制度保障，民主權利和勞動權益常常受到侵害。制度型社會資本和組織型社會資本的缺失導致他們通過社會網絡獲取社會資源的能力比較低。社會資本不僅會對農民工在城市獲得就業(yè)機會有影響，而且對農民工在城市獲得經濟和社會地位也有一定的影響，制約了農民工市民化的進程。改革開放以后，農村土地改革和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異軍突起，特別是城市非農產業(yè)的快速發(fā)展，使城市就業(yè)崗位大大增加，亟需新的勞動力，因此，大量農民紛紛從農村涌向城市，尋找就業(yè)謀生的機會。在這種“民工潮”的作用下，城鄉(xiāng)二元結構的制度壁壘有所松動，但僅僅是外圍的松動，并未觸及就業(yè)、教育、社保等根本利益問題。農民工市民化的根本障礙在于城鄉(xiāng)二元體制，只有通過制度改革消除城鄉(xiāng)二元體制，農民工能自由地遷徙到城市，享受到城市市民的各種社會福利和公共服務，融入遷入地城市主流社會和主流文化，才能真正實現市民化。

4.農民工市民化的目標

農民工市民化是指在中國城鎮(zhèn)化和工業(yè)化進程中，通過制度變革破除城鄉(xiāng)分割的二元體制，實現農民工進城后與城市市民在戶籍身份、就業(yè)生活、公共服務、社會保障等方面享有同等的社會權利，融入城市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實現城市文明的社會變遷過程。其階段性要求和主要目標包括：

（1）實現農民工地域轉移是基本目標。實現農民工地域轉移，就是使農民工的生產生活場所由過去的農村地區(qū)遷移到新的城市社區(qū)。這不僅需要農民工在城市有穩(wěn)定的就業(yè)和收入、固定的住所，而且還要學會舍棄某些傳統(tǒng)的農村行為方式，學會適應城市行為規(guī)范與價值標準，真正融入城市主流社會，享受城市化和現代文明成果。

（2）實現農民工職業(yè)轉化是關鍵目標。職業(yè)轉化要求由從事農業(yè)生產轉變?yōu)閺氖路寝r業(yè)生產，同時由非正規(guī)的勞動力市場上的農民工轉變?yōu)檎?guī)勞動力市場上的非農產業(yè)工人，提高農民工職業(yè)轉換的能力和社會地位，進而為其融入城市奠定堅實的基礎。

（3）實現農民工身份轉變是重要目標。要實現身份的轉變，就要將農民工原來的農村戶籍轉變?yōu)槌鞘袘艏?，獲得與城市居民平等的合法身份和社會權利，最終實現由農民身份向現代產業(yè)工人的身份轉化。

（4）實現農民工與市民同等的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是核心目標。當前中國農民工雖然已在城鎮(zhèn)非農產業(yè)就業(yè)生活，但身份仍然是農民，無法享受與市民同等的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而農民工市民化的核心就是要實現農民工與城鎮(zhèn)居民享有平等的勞動就業(yè)、子女教育、社會保險、住房保障、醫(yī)療衛(wèi)生等基本公共服務和社會權利。

（5）實現農民工城市文明的轉型是終極目標。農民工市民化要改變農民工傳統(tǒng)的農村生活習俗和行為方式，適應城市以法律規(guī)范、社會契約和文明理念為基礎的市民社會和法治社會，獲得城市社會資本，真正實現由傳統(tǒng)的鄉(xiāng)村社會的農民向現代城市文明的市民轉變。這種轉變將構成農民工市民化的最高評判標準，因而也將成為農民工市民化的終極目標。

二、中國農民市民化現狀

1.需要轉移的人口規(guī)模依然很大

中國農村人口基數大，隨著生產率水平的不斷提高，農村剩余勞動力越來越多，加上中國農業(yè)產業(yè)化、現代化水平還不高，這一批剩余勞動力就會被閑置。我們以平均勞動生產率來大致計算第一產業(yè)剩余勞動力。2015年，全年國內生產總值為676708億元，其中，第一產業(yè)生產總值為60863億元，第一產業(yè)就業(yè)人員總數為20157萬人，而全部就業(yè)人員總數為77451萬人，這里用第一產業(yè)生產總值除以平均勞動生產率，得出第一產業(yè)應該有的就業(yè)人員總數大致為7906.54萬人。此處將第一產業(yè)就業(yè)人員總數與應該有的就業(yè)人員總數的差定義為第一產業(yè)剩余勞動力，總數大致為12250.46萬人。按照中國較近的轉移速度計算，1971年—2012年間，中國累計農業(yè)轉非農業(yè)人口數為42983.86萬人，平均每年農業(yè)轉非農業(yè)人口數為1048.39萬人，因此，要轉移這些剩余勞動力，至少需要11年以上的時間。同時，中國目前對于總規(guī)模的統(tǒng)計是按照城市常住人口計算的，而基于城市農民工的候鳥式遷徙現狀，農轉非農的實際規(guī)模要遠遠超出現有數字。

2.城市就業(yè)吸納能力不足限制了市民化進程

不同類型的城市在吸納新增就業(yè)能力方面存在比較大的差別，北京、上海、廣州、杭州等大中城市聚集了大量就業(yè)機會，但是一些小城市，尤其是內陸城市，就業(yè)吸納能力不強。同時，大中城市在吸納就業(yè)方面也存在很多制約因素：一方面，中國國有企業(yè)改革不斷加大，城市失業(yè)問題日益嚴重，農民轉變?yōu)槭忻駮o城市解決失業(yè)問題帶來更大的壓力；另一方面，中國現有的大中城市基礎設施比較落后，在城市管理體制、社會保障和公用事業(yè)供給方面存在很多問題，城市功能不完備，這些都影響了農民市民化。[2]

3.城鎮(zhèn)化異化現象明顯，成為圍繞GDP增長的人為布局

城鎮(zhèn)化是經濟社會發(fā)展的必然趨勢，也是農民市民化不可或缺的載體。傳統(tǒng)城鎮(zhèn)化給中國農村的發(fā)展、農民收入的增加以及生活水平的改善等帶來了積極正面的影響，但在新的階段，農民的需求開始發(fā)生變化，經濟發(fā)展也面臨轉型，中國城鎮(zhèn)化出現了明顯的異化現象。由于對城鎮(zhèn)化的片面理解，實踐中城鎮(zhèn)化異化成為GDP增長的手段，城鎮(zhèn)化作為一個要素聚集的自然歷史發(fā)展過程，卻異化為圍繞GDP的增長而做出的人為布局，以致土地財政、高房價、農民半市民化形成的社會矛盾凸顯，成為制約農民市民化的主要障礙。[3]

三、網絡輿情推動中國農民市民化進程

1.網絡輿情促進農民工群體接受城市生活和文化

近年來，農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孤島化的現象越來越嚴重，他們雖然在不停地為城市的建設和發(fā)展做出貢獻，在為早日成為一個城市人而不停地努力，但是城市還并沒有真正接納他們，不論是在制度上、在文化上，還是在意識上等，農民工群體仍處在城市的邊緣，艱苦地生存著。網絡媒介的出現讓他們的業(yè)余文化生活有了一些樂趣，網絡互動、網絡音（視）頻、網絡游戲等填補了他們精神文化生活的空虛，讓他們有了一個自由的空間來緩解壓力、交友聊天。網絡在農民工的生活中已經普及，手機上網更成為多數人選擇的上網方式。網絡媒介已經非常迅速地滲透進新生代農民工的生活中，很多農民工已經成為忠實的網民。網絡媒介對農民工的意義，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對農民工的社會化進程有重要的影響。網絡文化的滲透讓農民工們更迅速了解和認識社會，了解城市生活，形成較為成熟的價值觀，使其對社會形態(tài)與社會結構有了更清楚的認識。

（2）網絡媒介加速了農民工群體的市民化進程。農民工群體本身的自我認同危機十分嚴重，對自己的“農民”身份并不十分認同，很多更愿意別人稱自己為“打工仔”或“打工妹”，由此可見他們這一群體對自己的定位還是十分模糊的，是農民還是市民，既讓社會困惑，也讓他們感到困惑。這個一直在城市邊緣徘徊的群體目前還很難被城市接納，網絡媒介可以讓他們通過網絡加深對城市社會的了解，加強與各階層的網絡互動，緩解以往“孤島化”的狀況。

（3）網絡媒介對于廣大城市人群改善對農民工的刻板印象有極大的幫助。較傳統(tǒng)媒介的報道而言，網絡媒介傳播方式更隨意和自由，對農民工群體的包容度也更大。網絡媒介的傳播和網絡互動可以讓更多的人關注農民工群體，也能夠讓原先形成的關于農民工的負面形象得到改正和更新，修繕城市人群和農民工群體的關系，使雙方更了解對方，關系也更融洽。

（4）網絡媒介幫助農民工拓寬視野，提升了他們的文化素質，為他們的日常生活帶來便利。但目前農民工對新媒介的接觸和使用程度與城市人群相比差距還很大，一些電子商務等媒介形式還沒有為更多的農民工接納。網絡媒介還可以增強農民工群體的社交能力，同時也會提高農民工的媒介素養(yǎng)。

總之，網絡媒介的發(fā)展和普及，可以幫助改善農民工群體在城市中的生活，也可以促進城市居民和農民工群體的和諧相處，提高他們融入城市的程度，有助于推動他們的城市化、市民化進程，有助于提升他們整體的精神文明水平，使他們更加自主地向城市人邁進。使用手機上網近兩年已經成為農民工群體上網娛樂的新方式。手機被稱為繼互聯網后的“第五媒介”，其功能的不斷擴大化使其在受眾中的普及率和熱衷度不斷提高，現在的智能手機的功能甚至可以媲美筆記本電腦。而手機功能的研發(fā)和更新換代之快已經讓人目不暇接，應用軟件的研發(fā)、4G移動通信技術的普及、手機價格的一降再降，使得手機早已不再是奢侈品，而成為通信必需品。

這些對新生代農民工產生了尤為明顯的影響。新生代農民工接觸新事物的能力要比上一代農民工迅速，其好奇心也更強。新生代農民工上網的主要目的是娛樂和消遣閑暇時間，使用網絡輔助工作的較少，還有一小部分會通過網絡找工作、學習。新生代農民工對網絡的了解和接觸程度一直在不斷提高，并形成一定的依賴。但由于農民工群體仍處于城市的邊緣，其經濟基礎比較薄弱，在社會化和市民化程度不高等外界因素的影響下，其對網絡的認識和使用程度較城市青年群體還有較大的差距，網絡媒介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影響仍有很多負面因素存在，這不利于這一群體在城市中的成長和融入，尤其是容易使其沉溺于網絡之中，形成更加自閉的社交心態(tài)。

新生代農民工外出打工的契機多是畢業(yè)后由同鄉(xiāng)介紹進城，或者是與同學一起進城找工作，也有部分是自小跟隨父母進城打工，其由于年齡較小，接觸新事物能力較強，對城市新事物接受速度較上一代農民工快。并且由于新生代農民工不滿足于僅僅以“養(yǎng)家糊口”為打工目標，大部分新生代農民工對農村并沒有像上一代農民工那樣深厚的感情，也沒有過多的家庭負擔，多數對于若干年后回農村務農不感興趣，因此新生代農民工的目標逐漸傾向于未來成為“城市人”，在城鎮(zhèn)中安家、定居，所以他們進入城市后從心理上和行為上更注重對城市的了解和對城市人的觀察與模仿。

網絡媒介作為現代城市社會快速發(fā)展的一個產物，它的普及和發(fā)展影響著每一個在城市中生活的人。網絡文化對現代社會文化的沖擊力和影響力也越來越大，人們對社會資訊的了解、對時事熱點的關注、對時下社會問題的評論等都不可避免地受網絡媒介傳播的影響，甚至人們的生活方式也因網絡媒介而出現重大改變。網絡電子商務的興起讓網絡購物風靡，交通部門等政府行政部門也推行了網絡訂票、網上預約等服務措施，更不必說網絡視頻、網絡音樂、網絡博客、微博、社交網站、論壇、網絡社區(qū)等網絡媒介形式的應用，它影響著社會上每一個使用網絡和不使用網絡的社會人，新生代農民工這一群體當然也不例外。

（1）接觸網絡機會渠道多。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打工過程中接觸網絡媒介的契機有很多種，最初接觸網絡和使用網絡主要是同鄉(xiāng)、同學或同事告知的。來自安徽的小王告訴筆者，還沒來城里打工的時候就和同學去過縣里的網吧，到了城里以后去的次數更多了，多是和工友一塊去，有時候也自己去。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生存的社交關系網比較單一，尤其是與城市同年齡段的人群接觸并不多，其社交范圍僅限于同事、同鄉(xiāng)、親戚等，交友范圍比較窄，信息獲取渠道也主要來自這一人群，對網絡媒介的了解多是來自這一群體的推薦。

（2）其他大眾傳播媒介的影響大。部分農民工接觸網絡媒介的契機還可能來自于其他大眾傳播媒介的傳播，例如電視、報紙等。電視目前仍是農民工群體業(yè)余文化生活的首選方式，電視媒介上關于網絡媒介的傳播頻率并不低，尤其是近幾年傳統(tǒng)媒介與網絡媒介的融合程度在增加，網絡媒介與電視媒介的同步播出等現象也比比皆是，新生代農民工通過傳統(tǒng)媒介了解網絡媒介的機會也在增多。

（3）工作中接觸到的網絡媒介種類全。新生代農民工的工作種類逐漸發(fā)生變化，由以往的以建筑工人群體為主，逐漸轉變?yōu)橐灾圃鞓I(yè)、服務業(yè)為主，很多用人單位的聯網、辦公條件的電腦化等都使新生代農民工有機會接觸電腦、接觸網絡媒介，例如超市的收銀機、餐館的點菜機，還有一些用人方專門配備的電腦等。

（4）移動媒介使用頻繁。新生代農民工網絡媒介接觸的另一重要契機是手機的推廣。很多新生代農民工都有手機，并且他們的手機功能在增多，以往的農民工手里的手機只能打電話和收發(fā)短信，但現在新生代農民工手里的手機功能花樣繁多，而通信公司推出的上網包月套餐等更是對新生代農民工群體有著強大的吸引力。相對于網吧的按小時收費，手機包月上網對新生代農民工來說更實惠，也更符合其工作時間長等特點。因此，移動媒介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影響也在逐步加大。

大眾媒介對社會的影響力巨大，對于新生代農民工更是如此。媒介即訊息，大眾媒介通過向廣大受眾傳遞信息而時刻影響著人們的思維和態(tài)度。不僅是新生代農民工們會受到大眾傳播媒介的影響，每一個個體只要生存在社會上，都隨時有可能被“魔彈”擊中，成為媒介信息的接納者和傳播者。城市更是大眾媒介傳播的聚集地，新生代農民工們的觀念和行為也在媒介信息的熏陶感染下發(fā)生著變化。

2.網絡輿情推動有利于農民工市民化的政策出臺

阻礙農民市民化的政策因素有很多，如戶籍制度。2003年的“孫志剛”事件在網絡上引起一片嘩然，越來越多的人討論當時的戶籍制度，認為戶籍制度不夠合理，限制了人的流動。在隨后的城鎮(zhèn)化過程中，政府不斷出臺新的政策以實現人的自由流動。2007年，中國提出“建立統(tǒng)一的戶口登記制度”，2012年再次提出“要繼續(xù)探索建立城鄉(xiāng)統(tǒng)一的戶口登記制度。逐步實行暫住人口居住證制度”。2008年提出“符合條件的農村人口在城市落戶”，2010年提出“將放寬中小城市、小城鎮(zhèn)特別是縣城和中心鎮(zhèn)落戶條件的政策”，2013年再次提出“農業(yè)轉移人口市民化機制”“全國統(tǒng)一的居住證制度”等。而農民的社會保障制度、土地制度等同樣存在著不公平的問題。近些年，不斷有公眾對這些制度提出質疑，在網絡上進行廣泛討論，也引起了政府的注意和回應。在社會保障制度方面，黨的十八大報告中強調，要統(tǒng)籌推進城鄉(xiāng)社會保障體系建設，要堅持全覆蓋、?；?、多層次、可持續(xù)方針，以增強公平性、適應流動性、保證可持續(xù)性為重點，全面建成覆蓋城鄉(xiāng)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目前中國已經初步建立起覆蓋城鄉(xiāng)的社會保障體系，但社會保障事業(yè)的改革發(fā)展仍面臨一系列挑戰(zhàn)，包括保障水平存在差距、公平性和規(guī)范性有所欠缺、統(tǒng)籌層次不高、轉移接續(xù)不暢等問題。而土地制度方面，也有了一系列的政策出臺。例如天津市2005年下半年推出“宅基地換房”政策，即農民以其宅基地，按照規(guī)定的置換標準，換取小城鎮(zhèn)內的一套住宅，并遷入小城鎮(zhèn)居??；重慶市探索土地流轉的“住房換宅基地、社保換承包地”方式，即在不改變土地用途和性質的情況下，集中使用承包地和宅基地，鼓勵農民自愿出讓承包地和宅基地換取城市養(yǎng)老等社會保障，以釋放更多的非農用地，而農民將獲得“現金＋股份”的補償。這些農村土地產權制度和流轉制度的改革雖不盡完美，但賦予了土地資本化的價值，推動了農村土地流轉，有利于加快農民市民化的步伐。在新型城鎮(zhèn)化背景下，應根據農民的意愿進一步改革農地流轉制度，以促進農地順暢流轉，為農民市民化提供保障。

3.網絡輿情培養(yǎng)公民社會崛起

網絡輿情不僅僅是民意的反映，更重要的是它是公民權利的一種實踐形式。對網絡輿情采取寬容的態(tài)度以及合法、適度的引導，不僅有利于治理社會沖突，更是在積極推進公民社會建設。公民社會主張一定程度的社會自治，主張人們的“私”生活領域應是一個合法空間。個人空間的存在為網絡輿情的存在提供了條件，也有了它發(fā)揮作用的可能；也正因為處于公民社會發(fā)育的時代，人們擁有多元的自我認同和不同的價值判斷，因而對網絡輿情的看法有時才會相異于主流話語。[4]

公民社會組織一般都有明確的利益傾向性，都是意見表達的主體。雖然公民社會不一定有強烈的意見表達沖動，但作為一種社會組織，公民社會會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自己的主張和觀點，并利用意見表達的機會反饋給政府，使其有機會進入政府決策過程。這個意見表達的過程，實際上也是公民社會的一種制約方式。2003年，孫志剛死在廣州收容站，激起網民憤怒，這令中國政府開始反思并修改其收容遣送制度。廣州市番禺區(qū)圍繞居民生活垃圾焚燒發(fā)電廠項目選址問題展開了熱烈討論，官方認為這是利國利民的好事，但在當地居民看來則是一件損害包括健康在內的自身各種權益的惡舉。番禺垃圾焚燒發(fā)電廠項目選址風波在折射公眾焦慮的同時，也正成為民意表達的一個標本事件。通過網絡將地方政府行使權力的不合理、不合法現象和腐敗問題向公眾曝光，能構成對權力的制約，原因在于權力腐敗等問題一經曝光，必然給腐敗分子帶來災難性的后果。腐敗分子的行為和結果一經在網絡上曝光，就會成為公眾輿論的焦點，并引起一致的“懲罰”呼聲，權力監(jiān)察機關或上級權力機關會及時地處理。另外，這種曝光也能促使當權者糾正錯誤，改變不作為態(tài)度。對一些程度較輕的權力腐敗現象，曝光也能起到聞者足戒、促其改正的作用。網絡不同于傳統(tǒng)媒體，官方并不能對其進行完全控制。網絡能在中國新型公民的塑造方面發(fā)揮重要作用。網絡為公民意見的表達提供了一個獨特的場所，使得民意能夠以相對自由的方式得以表達，給決策者以壓力。在這種情況下，決策者自然需要克制，但民意表達的本身也需要理性。在番禺事件中，我們看到，在博弈的過程中，老百姓與地方政府都控制在理性并積極的層面上。

4.網絡輿情催化農民向市民轉變的權利意識覺醒

2012年8月26日凌晨2點40分許，陜西延安境內包茂高速公路安塞段發(fā)生一起特大交通事故，一輛雙層臥鋪客車與一輛運送甲醇的油罐車追尾，引發(fā)甲醇泄漏并導致兩車起火，事故造成36人遇難，3人受傷。隨著媒體的報道，事故迅速引發(fā)輿論的廣泛關注。然而，就在此時，與沉痛氣氛格格不入的是，一組來自事故現場的圖集中，一名像是官員身份的人，卻背手挺肚，面帶微笑。8月26日16時35分，網友“JadeCong”發(fā)出了“事故現場官員滿面笑容，情緒穩(wěn)定”的微博，并附上了相關截圖。隨后，該微博被廣泛轉發(fā)。網絡上，對微笑官員冷血的譴責和聲討此起彼伏，而官員的身份也為越來越多的網友所關注。8月26日19時53分，在照片被輿論關注僅3個多小時后，涉事官員的個人信息被迅速搜索出來，22時29分，網友“衛(wèi)莊”在其微博發(fā)布了一張楊達才佩戴手表的照片，并稱“網友懷疑是價值3.8萬多歐元的歐米茄”。敏感的公眾迅速將質疑和關注的焦點從微笑轉向名表問題，23時57分，渤海論壇的新浪官方微博發(fā)布了楊達才在不同場合佩戴有5塊不同款式手表的照片。至8月30日，楊達才疑似戴過的6塊不同款式的手表被曝光，而這些手表同樣價值不菲。楊達才并未做出回應。事件發(fā)展至此，公眾對于楊達才到底有多少塊表、這些表到底是哪來的、多少錢一塊、楊達才到底有多少財產和財產的來源問題不斷追問和質疑。直至9月21日，陜西省紀委才在其官方網站秦風網發(fā)布了楊達才因存在嚴重違紀問題被撤職的消息。網絡顛覆了信息傳遞的不對稱性，使腐敗無處可藏，也正因為如此，網絡監(jiān)督正在成為政府反腐的積極力量，悄然改變著中國現有體制下的權力監(jiān)督模式。楊達才事件被網友認為是“網絡反腐的又一次勝利”。從網絡圍觀到網絡監(jiān)督再到網絡問責，網民利用虛擬網絡搭建起現實監(jiān)督的平臺，在網絡上憤怒、吶喊，在公眾和輿論的反復追問下，掀起了一股網絡世界中全民反腐的洪流。“表哥事件”是典型的公眾行使監(jiān)督權的體現。在新型城鎮(zhèn)化過程中，越來越多的農民逐步向市民轉化，這不僅僅是他們戶籍制度、居住地的改變，變化的還有他們的意識，他們開始更多地關注社會，注意行使自己的權利。楊達才的落馬就是中國農民市民化后意識轉變的一個案例。而在中國的反腐敗過程中，市民化后的農民通過網絡關注熱點，成為反腐敗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