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國工黨布萊爾執(zhí)政時期，布萊爾對福利國家政策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改革的依據(jù)是安東尼·吉登斯第三條道路的理論思想，在對英國工黨理論政策進行闡述的同時，提出福利國家改革的政策建議，直接涉及到現(xiàn)代民主政治以及福利國家改革的方方面面，解決了當時的社會問題。從90年代以來，第三條道路的思想逐漸完善起來，成為“第三條道路理論”。其主張建立一種超越傳統(tǒng)社會民主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思維模式，從新的角度來考慮國家經濟發(fā)展的問題。

1.產生的背景

在傳統(tǒng)福利國家面臨危機的背景下，強調國家作用的左派觀點受到了強調市場作用右派的攻擊。新自由主義的右派觀點指導福利國家進行紛紛改革，然而從改革的效果看，雖然強調依靠私人部門和市場力量推行的私有化改革在經濟的增長，提高經濟競爭力和活力上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同時也帶來了失業(yè)率繼續(xù)上升，貧富差距拉大的負面影響，造成了社會不穩(wěn)定因素的增加。而傳統(tǒng)福利國家左派觀點所實行的過多的國家干預，利用國家權力所進行的收入再分配對經濟市場中的資本進行抑制，加重了國家財政的負擔。無論是左派觀點還是右派觀點，都無法很好的應對福利國家的經濟危機，解決福利國家的困境。社會民主主義在福利國家困境中，不斷調整最初對市場的認知，逐漸向右傾斜，潛移默化的接受市場;而由于社會風險的不確定性和未知性，導致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在逐漸的忽視市場的作用，逐漸的向左傾斜，逐漸產生趨同。第三條道路理論就是要超越左派觀點與右派觀點的沖突，從社會民主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中汲取適應社會經濟發(fā)展的理念，尋求一條全新的社會政策的發(fā)展道路。

第三條道路的代表人物吉登斯認為傳統(tǒng)福利國家模式存在制度上的缺陷。首先，實行收入再分配與實現(xiàn)經濟效率之間的關系亟待加強。這是因為福利國家的并沒有從真正意義上有效的減少社會經濟中的不平等的現(xiàn)象，這是福利國家結構性最大的缺陷。福利國家的制度應該向貧困群體傾斜，實現(xiàn)收入合理的再分配，然而，在實施過程中，通過普遍的社會富裕使整個的社會財富水平增加，并沒有通過再分配而提高貧困者的收入水平，導致社會中的兩級分化和經濟的不平等并沒有減少。其次，在社會風險相對穩(wěn)定的前提下，福利國家通過實施普遍的一系列的政策保障了人們在風險發(fā)生時由社會來分擔風險。但是，隨著現(xiàn)代化進程的加快，社會上未知的風險增多，除了原有的外部風險之外，還有人為的風險，而人為的風險是最不穩(wěn)定的。在沒有任何歷史經驗的前提下，人類對社會不同階段的認知所產生的風險是不確定的，與來自外部的養(yǎng)老、醫(yī)療、工傷等概率性發(fā)生的外部風險相比，福利國家模式并不能很好的應對人為的風險。再次，由于對福利國家危機的認知，普遍的觀點認為福利國家危機是財政來源以及支付的危機，然而吉登斯認為，造成福利國家危機的原因是組織資源的方式的問題。如果資源的組織方式與亟需解決的問題產生不一致時，就會導致福利國家困境所面臨的一系列問題。最后，從福利國家解決問題的角度看，應該從引發(fā)問題的根源處解決問題，而福利國家模式卻是每每在問題出現(xiàn)之后，通過福利措施來保障問題發(fā)生后已經破敗的局面。福利國家應該提供積極的福利而非消極的補救性福利。

2.政策主張

在自我認知上，第三條道路是超越左與右的劃分界限，突出觀念更新的理論主張。在突破傳統(tǒng)社會民主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束縛的同時，在兩種理論中汲取營養(yǎng)，揚長避短，繼承積極的理論觀點。作為與左與右相區(qū)別的理論模式，尋求兩種理論的折中點，以適應現(xiàn)代世界的變化。將市場機制和公私合作關系引入到社會政策中來，將福利政策的制定與促進就業(yè)聯(lián)系起來，全面解決福利國家的社會問題。使享受福利政策的權利與承擔的責任結合起來，突出政府在福利國家制度中的協(xié)調作用，改變傳統(tǒng)福利國家大政府的干預理念。

在政治方面，戰(zhàn)后社會中占主導力量的階級是工人階級，經濟結構的變革使第三產業(yè)在國民經濟中地的地位得以確立，大量的第三產業(yè)勞動者的隊伍逐漸龐大起來，成為新的選民集團。這使政黨更加注重這部分中間階層，采取左右中和的態(tài)度吸引以中間力量為核心的各種社會集團，使其觀點和政策主張擁有更廣泛的階級基礎。第三條道路主張改變政府的職能，在自由主義的自由放任和社會民主主義國家干預的兩種政策中通過調和來尋求政策的折中，強調國家的職能要與社會相結合，將政府轉變?yōu)閰f(xié)調型的治理型政府。在不同的階級層面上尋找共同利益，將福利國家制度主張建立在各階層選民的共同支持的基礎之上。這就導致第三條道路的政治觀點有較強的靈活性，在實踐中，能夠根據(jù)階級力量在不同階段的對比強度來調節(jié)政策主張。

第三條道路理論在福利國家的經濟發(fā)展上淡化意識形態(tài)，注重解決經濟中的實際問題，避開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無謂的爭論，對國家和市場的作用做出新的定位，在平衡公平和效率的同時，將國家干預和市場機制有效的結合起來。提出無責任即無權利的社會關系理念。當個人權利在擴張的同時，個人的承擔的義務也應該擴大。領取失業(yè)金的人應該更加積極主動的尋找工作，福利供給不應成為謀取工作的障礙;政府在擁有國家權利的同時，應該對弱勢群體富有保護的責任。政府作為穩(wěn)定宏觀經濟的協(xié)調作用是必需的，能夠協(xié)調個人的權利與責任以及社會各個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關系。通過積極的福利鼓勵人們參加工作，提高傳統(tǒng)福利制度下的個人的進取精神。從強調權利與義務相結合的原則出發(fā)增強個人福利主體的責任感，在保證國家對公民承擔福利責任的同時，提高其他福利供給主體的責任意識。

從福利國家福利再分配角度看，平等意味著一個社會的公民在現(xiàn)實中擁有的權利以及與權利相對等的義務是平等的，除此之外，公民獲得的機會的可能性同樣應該是平等的，這就是說，通過教育的投資開發(fā)人的潛能，使其在市場中擁有平等的選擇機會。因此，傳統(tǒng)福利下消極的貨幣再分配應該被積極的福利政策所取代。第三條道路主張福利國家將可能性的再分配在最大程度上取代事后補救的貨幣再分配。在這個過程中，政府必須履行對教育投資所承擔的責任，普遍的提高整個社會的國民素質。

從積極福利的實施方面來看，通過“社會投資國家”的建立，福利供給不再傾向于提供直接的貨幣供給，而是通過將用于福利的基金投入到人力資本的投資當中，使福利國家的發(fā)展更加富有效率和動力。從建立“積極的福利社會”新的理念出發(fā)，建立不同責任主體間抵御風險的新的關系。國家應該進行有效的風險管理，如果只從消極的通過福利政策來抵御風險，其風險管理的效果是不理想的，應該通過積極的利用風險的存在提高人們積極參與競爭。在風險管理的理念下，主張通過加大在就業(yè)以及培訓等方面的教育投資，從根源上解決造成失業(yè)的根本原因——勞動力素質水平的問題，提高勞動者進入市場的能力，鼓勵人們進入市場勞動。

【注釋】

[1]小羅伯特·B·?？藗惖?，羅伯特·F·赫伯特．經濟理論和方法［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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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苑濤．西方新右派社會福利理論述評［J］．華東理工大學學報(社科版)，19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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