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初，在英國還發(fā)生過一場激烈的論戰(zhàn)。一派是由英國生物統(tǒng)計學家皮爾森（K.Pearson，1857—1936）和韋爾登（W.F.R.Weldon，1860—1906）領導的生物統(tǒng)計學派，他們積極支持達爾文的漸變學說。皮爾森是統(tǒng)計學上的巨人，統(tǒng)計學上經(jīng)常使用的標準偏差、卡平方、扭曲變異（distorted variation）等方法都是由皮爾森創(chuàng)立的。他的科學哲學著作《科學的文法》（The Grammar of Science，1892）是一本很有影響力的書籍。他試圖用數(shù)學的方式說明達爾文的自然選擇原理。1899年再版的這本書，其第11章是專門以數(shù)學方式討論進化問題的。但是，《科學的文法》的哲學觀念卻是唯心主義的，屬于馬赫主義的同志。列寧在《唯物論和經(jīng)驗批判論》中對該書的唯心觀點做過批評。皮爾森是我國著名統(tǒng)計學家、人類學家、復旦大學已故教授吳定良先生的老師。

再談生物統(tǒng)計學派的另一個領導人韋爾登。韋爾登和英國著名遺傳學家貝特森都在同一時期在劍橋大學受教育，兩人還曾是親密的朋友，可是后來兩人反目。據(jù)貝特森的信件表明，他們是從1890年開始不睦的，到1895年不睦公開化。起因是關于瓜葉菊屬（Cineraria）中栽培種類的起源問題，意見不同而發(fā)生爭論，并且在學術爭論中出現(xiàn)了感情用事的互相攻擊。

另一派則由上面提到的貝特森所領導的“孟德爾派”^[2] 則堅決反對達爾文的漸變學說，支持“突變論”。論戰(zhàn)的結果是貝特森的孟德爾派暫時獲勝。貝特森派認為，遺傳的變異是不連續(xù)的，如花的顏色：紅花，白花；豆粒的形狀：圓的，皺的；莖的長度：高的，低的等等。這些“質(zhì)”的性狀在貝特森所著的《研究變異的材料》（1894）一書中舉出了許多的例子，認為是由孟德爾因子控制的，其雜交結果是可以用孟德爾法則加以說明的。而對于生物的連續(xù)的、微小的“量”的變異，以貝特森為首的許多的遺傳學家當時都認為，它們是不遺傳的，因而也就不可能成為生物進化的原料。即使自然選擇在一代或幾代中把這些連續(xù)的、微小的量的變異保留了下來，由于它們是不遺傳的，最終對于進化過程而言依然是白搭的，沒有意義的?？墒牵懊系聽柵伞钡纳鲜鲇^念不久便受到挑戰(zhàn)。瑞典遺傳學家奈爾遜—埃爾（H.Nilsson—Ehle，1908）在研究小麥籽粒顏色（紅色和白色）在其雜交第一代和第二代中所表現(xiàn)的變化情況看，連續(xù)的、微小的、在“量”程度上的變化，也同樣是受孟德爾因子控制的，量性狀的遺傳也是服從于孟德爾遺傳法則的。奈爾遜—埃爾和葉斯特（East，1910）相繼發(fā)現(xiàn)生物的數(shù)量性狀，例如植物穗的長短，果實、種子體積的大小及重量的大小，動物的卵、肉、乳的產(chǎn)量變化，人的身材高低，皮膚顏色的變化，智力的聰慧程度等，其遺傳都是受多個遺傳因子控制的，為日后消弭達爾文學說與孟德爾法則之間的“矛盾”并為兩者的結合，提供了遺傳學基礎。

從1880年代起到1920年代末，反對達爾文學說的各種派別從不同的角度對自然選擇學說進行了激烈的攻擊，真可謂之狼煙四起，遮天蔽日，把達爾文學說逼入到幽暗的谷底。英國著名的生物學家、進化學家兼人類學家J.赫胥黎^[3] （J.Huxley，1887—1975）用“The eclipse of Darwinism”（1942）這個詞組來形容達爾文主義在19世紀80年代至20世紀20年代那段時期的艱難境況。eclipse一詞含：日食，遮天蔽日，黯然失色等意思。日本生物學家渡邊政隆將“The eclipse of Darwinism”譯為“達爾文主義的黃昏”。許多日本學者都沿用此詞?？墒牵P者覺得把“The eclipse of Darwinism”譯為“達爾文主義的低谷時期”，似乎更合適些。

【注釋】

[1]筆者在1956年學習孟德爾、摩爾根遺傳學時，就學到了德弗里斯拉馬克月見草的故事。拉馬克月見草的學名是Oenothera Lamarchiana Ser.根據(jù)林耐分類學的二名法，種名的第一個字母是要小寫的，而這里種名Lamarchiana的第一個字母卻是大寫的，另外，定名人為誰，這兩個疑問曾長期存于我的心間。在向我學院植物分類學專家徐炳聲教授請教之后，疑問得以化解。徐教授告訴我，在早期的植物分類命名中，凡種名源于人名的，其第一個字母用大寫。后來植物命名法對此點作了修改，種名的第一個字母一律用小寫。但以往學名已經(jīng)定了的，可沿用。拉馬克月見草種的定名人為法國學者塞蘭熱（N.C.Seringe，1776—1858）。于此，將徐教授對我的指教轉告給或許也有像我當年抱有同樣疑問的讀者。筆者于此再次向徐教授致謝。

[2]在遺傳學發(fā)展的初期階段即形式遺傳學階段，當時的遺傳學家認為遺傳因子只規(guī)范生物的質(zhì)的不連續(xù)的性狀，而呈連續(xù)狀態(tài)的量的性狀是不受遺傳因子制約的，是不遺傳的。這里所說的由貝特森所領導的“孟德爾派”與今日我們所熟知的孟德爾—摩爾根遺傳學派的內(nèi)涵是不同的。

[3]是19世紀英國著名生物學家、達爾文的摯友、因勇敢保衛(wèi)達爾文進化學說而被稱為“達爾文的猛犬”（bulldog）的T.H.赫胥黎的嫡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