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就是加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包括完備的法律規(guī)范體系、高效的法律實施體系、嚴密的法治監(jiān)督體系、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以及完善的黨內(nèi)法規(guī)體系建設，將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科學立法、嚴格執(zhí)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是中華傳統(tǒng)文明中以法治國思想與實踐歷史性的巨大飛躍。

法，古時本字作“灋”?！墩f文》釋“灋”：“也。平之如水，從水。廌，所以觸不直而去之，從廌去?！睆D，《說文》釋：“獸也，似牛，一角。古者決訟，令觸不直者。”于此可知，法的本義，就是持平，去不直。《釋名》在解釋“法”字含義時，則說：“法，逼也，莫不欲從其志，逼正使有所限也?！蓖怀隽朔ㄋ?guī)定的界限的確定性及其強制性質(zhì)。《韓非子·定法》在說明成文法時更強調(diào)：“法者，憲令著于官府，刑罰必于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也?！?/p>

至少西周時，中國已產(chǎn)生成文法。戰(zhàn)國時代，以法家的崛起為標志，中國已形成相當完整的法治理論和法治體系。在其后兩千多年的中國國家治理和中華文明發(fā)展中，具有鮮明中國特點的法治理論和法治體系盡管時有變遷，但一直發(fā)揮著不可忽視的重要影響力。

商鞅已提出系統(tǒng)的以法治國的學說。他說：“法者，民之命也，為治之本也”^[7]，“法者，國之權衡也”^[8]。以法治國，首先要解決如何立法問題。商鞅提出，立法必須因應民俗，合乎國情：“觀俗立法則治，察國事本則宜，不觀時俗，不察國本，則其法立而民亂，事劇而功寡”^[9]，“因世而為之治，度俗而為之法，故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不成，治宜于時而行之則干”^[10]，“法宜其時則治”^[11]。商鞅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治高于權位、高于官階，《戰(zhàn)國策·秦策一》便記述：“商鞅治秦，法令至行，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賞不私親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章太炎在《訄書·商鞅》中曾對之給以高度評價：“鞅之作法也，盡九變以籠五官，核其憲度而為治本。民有不率，計畫至無俚，則始濟之以擢殺援噬。此以刑維其法，而非以刑為法之本也。故太史公稱之曰：‘行法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p>

近百年來，人們經(jīng)常以近代西方法治模式全盤否定中國自秦統(tǒng)一兩千多年來的法治實踐，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不了解中國傳統(tǒng)法治與近代西方法治的根本差別，過于簡單化地以后者全盤否定前者。

近代西方法治的形成，可以說，是基于社會集群的多元主義，基于國王、貴族、教會、第三等級以及第三等級內(nèi)部各不同群體勢力彼此相當。他們經(jīng)過長期反復的沖突與妥協(xié)，為平衡所有各方權力和利益的分配及再分配的需求，逐步形成了一種可以稱之為博弈型的法治體系和國家體制。中國則不然，秦以來兩千多年，占支配地位的一直是大一統(tǒng)的一元主義，環(huán)繞著權力和利益的分配及再分配而產(chǎn)生的沖突，是在大一統(tǒng)的一元主義體制內(nèi)部進行的，幾乎從未出現(xiàn)過西方那種國王、貴族、教會、第三等級以及第三等級內(nèi)各不同群體彼此勢力相當?shù)木置?。在這一背景下，中國所形成的法治體系，便和西方那種博弈型的法治體系很不一樣，成為一種由君主以下各級官僚依次負責公共事務的管理型法治體系和國家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