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jié)　文化的符號性

那么，文化果然是符號組成的嗎?首先讓我們把文化放到符號學的棱鏡下去考察一下吧。

符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產生于20世紀中葉，現(xiàn)代符號學的奠基人有兩位:一是瑞士著名語言學家費迪南·德·索緒爾，另一個是美國邏輯學家查爾斯·桑德斯·皮爾斯。他們幾乎是在同一時期，在大西洋兩岸分別從語言學和邏輯學這兩個領域的研究中提出符號學的概念。索緒爾注重符號的社會功能和語言功能，而皮爾斯則注重符號的邏輯功能。

符號的傳統(tǒng)意義是用一物意指另一個物體來完成傳意任務，這是人類文明的特點，整個人類文明可以說是符號式傳達的文明。在文化事實中看出符號本質，并非自洛特曼始。恩斯特·卡西爾建立了一個獨特的符號形式哲學和人類文化哲學體系。他從哲學的高度對符號進行了闡釋:

［與動物的功能圈相比］人的功能圈不僅僅在量上有所擴大，而且經歷了一個質的變化。在使自己適應于環(huán)境方面，人仿佛已經發(fā)現(xiàn)了一種新的方法。除了在一切動物種屬中都可看到的感受器系統(tǒng)和效應器系統(tǒng)以外，在人那里還可發(fā)現(xiàn)可稱之為符號系統(tǒng)的第三環(huán)節(jié)，它存在于這兩個系統(tǒng)之間。

……人不再生活在一個單純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個符號宇宙之中。語言、神話、藝術和宗教則是這個符號宇宙的各部分，它們是織成符號之網的不同絲線，是人類經驗的交織之網。人類在思想和經驗之中取得的一切進步都使這符號之網更為精巧和牢固。人不再能直接地面對實在，他不可能仿佛是面對面地直觀實在了?！谀撤N意義上說，人是在不斷地與自身打交道而不是在應付事物本身。他是如此地使自己被包圍在語言的形式、藝術的想像、神話的符號以及宗教的儀式之中，以致除非憑借這些人為媒介物的中介，他就不可能看見或認識任何東西。人在理論領域中的這種狀況同樣也表現(xiàn)在實踐領域中。(卡西爾，2004:35～36)

卡西爾如此繪出了人、文化、符號三者之間的關系圖，由此他認為，與其說人是某種具有理性的動物，倒不如說人是符號動物，亦即惟一能夠創(chuàng)造和利用符號創(chuàng)造自己歷史的動物。符號化的思維(指思維賦予外界對象以形式)和符號化的行為(人的活動不是被動地接受外來的刺激，而是主動的攝取)是人類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類文化的全部發(fā)展都依賴于這些條件，因為人類生活在自己用語言、神話、藝術和宗教等等編織成的符號之網中。人類活動的任何方面都具有作為符號，或成為符號的潛能。離開了人類的生存實踐，符號現(xiàn)象的發(fā)生與存在就成了不可思議的東西。

卡西爾論證了人是符號動物，而洛特曼則把符號同人的認知、對世界的理解與模式化聯(lián)系起來。因為既然人是符號的動物，那么人類這一切的文化現(xiàn)象和精神活動，如語言、神話、藝術和科學，無不是在運用符號的方式來表達人類的種種經驗，以及人類存在的意義，反映的是人類對外部世界的模式化;借助于符號，人類重塑了心靈，實現(xiàn)了從一種形式到另一種形式的轉換。因此，人類發(fā)明和使用的工具、貨幣、修建的建筑、設置的組織機構、流行的時尚等等，莫不是社會進程的符號化表現(xiàn)，是有意義的、可以分析的文化中的各種語言。比如，情感的固定化表達就是一種行為語言，其生理基礎是符號的儀式化，“產生了必須教授快樂和悲傷行為，要學會區(qū)分和理解它們(如民間關于傻瓜在宴會上哭、在葬禮上笑的情節(jié):這里傻瓜就是一個沒有掌握行為一般語言的人)”。(Лотман，2000:653～654)一般說來，人是通過對外部世界的理解、將外部世界轉換成一個有意義的符號世界，然后才通過符號世界之網掌握和利用外部世界的。

所以，美國著名的人類學家懷特(L.A.White)指出:“全部文化(文明)依賴于符號。正是由于符號能力的產生和運用才使文化得以產生和存在，正是由于符號的使用，才使得文化有可能永存不朽。沒有符號，就沒有文化，人也就僅僅是動物而不會成其為人類。”(懷特，1988:31～32)他認為，人所創(chuàng)造的象征符號是解開一切文化秘密的魔術鑰匙。從該意義上說，符號學成為研究文化的突破口。

洛特曼把文化作為符號系統(tǒng)與人類的思想聯(lián)系起來，由符號觀進而提出意義問題，即人的思維和人的思想。符號之所以成為意義的濃縮形式，是由多種意義確定的聯(lián)想，一個簡單的符號可能只表達一個簡單的意思，而一個復雜的符號則可能承載著非常復雜的信息，因而有限的符號同它們表達的意義形成無限組合，構成了有層級的符號系統(tǒng)，同一符號在各個層級上通過不同方式顯現(xiàn)出來。而在系統(tǒng)的各個層級上同一表達又有不同的內容。符號系統(tǒng)的有機性使得該系統(tǒng)所包含的信息量遠遠大于該系統(tǒng)中每個符號所包含的信息的總和。文化正是這樣一個復雜的、有層級的符號系統(tǒng)，是非遺傳性信息的總和，是集體的共同記憶。符號域作為民族文化的載體，它記錄了一個民族活動的歷史和各種不同的文化類型。

我們以行為符號為例，來進一步說明文化的符號性質。洛特曼在和烏斯賓斯基合寫的《文化的符號機制》(Лотман，2000: 485～503)一文中，指出，文化的變遷(尤其是在社會劇變期)一般伴隨著行為符號化的急劇上升(這一點甚至從名字和名稱的變化中反映出來)，同時和舊禮節(jié)儀式的斗爭帶有非常儀式化的性質。他舉了彼得大帝改革的例子，“這個斗爭實質上表達的是建立新的符號(比如，剃掉胡子和以前留須一樣必要，身著洋裝和以前穿俄式服裝一樣必然等等)”，利哈喬夫院士同樣指出:“對過渡的意識使他(指彼得大帝——筆者注)更改了符號體系:穿歐洲人的衣服，‘刮’大胡子，穿新制服，按照歐洲的調子改革全部國家和軍事術語，承認歐洲的意識?！?利哈喬夫，2003:264)因此可以說，彼得大帝毫不猶豫地更換了古代羅斯的一切符號體系。在那一時候，“剃須”、“身著洋裝”等等行為成為能指，而所指就是“按照歐洲的調子改革國家”，這些行為本身具有符號學上的任意性⁽¹⁾特點，同時，又具有規(guī)定性特點。

所以我們說，人類的文化現(xiàn)象和精神活動都是符號化的活動，都是以符號為文化內涵的載體。上萬元的一頓豪宴和街頭幾元的小吃，相同的是都能填飽人的肚皮，而幾乎沒有人僅僅由于饑餓去吃頓豪宴，此時它已經進入文化，和高檔的餐廳、富裕的派頭、時尚的生活方式等連在一起，演變?yōu)橐环N象征富貴或表示闊綽的符號，它包含了“能指”(一頓飯)和“所指”(富貴)兩個部分，能指是表達面，或曰符號的形式，所指是內容面，或曰符號的意義，借用索緒爾二元關系的符號理論，就可以比較方便地解釋一切符號現(xiàn)象，進而再分清楚何為文化符號。羅蘭·巴特舉過一個說明意指作用(即涵義)的例子，他在一家理發(fā)店里看到一期《巴黎競賽》的雜志，“封面上是一個身著法國軍裝的黑人青年在行軍禮，他雙目向上，可能凝視著飄揚的三色旗”。他非常清楚地理解它對他“指示的東西:法國是一個偉大的帝國，她的全體國民，不受種族歧視，忠實地在她的旗幟下效力，這個黑人在為他真正的壓迫者服務時表現(xiàn)出的熱忱，再好不過地回答了那些詆毀所謂殖民主義的人”，這就是這個畫面的全部意指作用。(皮埃爾·吉羅，1988:［譯序］10)巴特研究還發(fā)現(xiàn)，像廣告、時裝等現(xiàn)象，都是符號現(xiàn)象。如時裝，在以下三個層次上可視為具有符號的本質:服裝語言的符號形成層次;聯(lián)想限制(禁忌)層次;泛指陳述層次。(參見俞建章、葉舒憲，1988:20)各個民族的習俗中更是充滿了富含本族特點的行為符號，紅紅的福字倒貼，預示著來年喜氣盈門;中國畫中的荷花，象征著一個人出污泥而不染的高貴品質，當我們看到荷花的圖案，會聯(lián)想到荷花和人的高潔，因為中國人在對荷花的認知中，就包含了這雙重意義，或者說它的能指就是荷花的物體，所指是人們賦予它的“君子”的意義，它化身為中國文化中的一個象征符號，此類例子不勝枚舉。

因此，我們可以說，文化首先是符號，它承載和傳遞的是信息，符號是信息的物化形式，也就是說，符號的內容附著于形式上，符號的所指附著于符號的能指上，信息附著于載體上。能成為文化符號的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1.文字典籍:如文學、電影、戲劇、繪畫等;2.規(guī)制:人們在日常生活中遵循的社會組織各方面規(guī)定，如各種儀式:祭祀、祈雨等;3.器用:長城、金字塔、瓷器等。它們全都含有一定的歷史含義、文化價值，具有內容和表達兩個層面，這兩個層面如同“毛”和“皮”，是相互依附，水乳交融的，用古人的話說“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因此，這些文化符號也被洛特曼通稱為文化文本。普通的吃飯用瓷碗，如果不承載任何文化信息的話，就不是文化符號。而如果是乾隆皇帝用的瓷碗，則另當別論，它傳遞給我們很多關于古代和皇家的信息，基于此種緣由，在文物符號系統(tǒng)中，它成為重要的文化符號，即文化文本，具有歷史價值、收藏價值和研究價值。

洛特曼把文化看做文本的總和，或者說文化是建構文本總和的機制、文本是文化的實現(xiàn)。由以上分析可見，所謂文化文本既可以指文字作品，又可以是物質實體，還可以是一種行為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