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西文化差異的原因

（一）自然環(huán)境的不同

某個民族在一定區(qū)域內居住、勞動和生活的同時創(chuàng)造了相應的文化，與這個民族以及相應文化相聯系的有關自然地理條件就是我們所說的自然環(huán)境。自然環(huán)境是中西文化差異的橫向決定因素，是人類社會及民族存在和發(fā)展永恒的、必不可少的物質前提。它主要在歷史的特定時期起著巨大的作用，越往后影響力越發(fā)減弱。這些因素主要包括文化所在地區(qū)的自然環(huán)境情況，如氣候、地形、資源等。它們對文化的最初形成具有奠基性作用，直接決定著文化的最初形態(tài)和以后的大致走向。

關于自然環(huán)境，特別是地理環(huán)境對人類文化發(fā)展的影響問題，是長期以來爭論比較激烈的問題之一。環(huán)境決定論者認為，人類的體質特征、心理特征、民族特性、文化發(fā)展、社會進程等，均受到自然環(huán)境條件的支配。這種觀點自古希臘時代起就已經存在，直至工業(yè)革命后，隨著人類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強，這種否定人類主觀能動性，帶有宿命論色彩的觀點才開始受到許多學者的批判。雙方的爭論曠日持久，以至于后來矯枉過正，形成了偏激的觀點：認為人類可以戰(zhàn)勝并支配自然，使其為己所用，而無須顧忌自然的懲罰。

實際上，自然環(huán)境對文化的發(fā)展是否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應該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應該說，在人類文明的早期，自然環(huán)境對文化的影響是決定性的，而隨著人類社會的發(fā)展，人類的主觀能動性逐漸增強，自然環(huán)境的影響力逐漸減弱。也就是說，環(huán)境的影響作用與歷史發(fā)展的時間進程是成反比的。它主要在特定時期起重要作用，就縱向發(fā)展而言，是呈遞減趨勢的。[1]

1.地理條件

一般說來文化的差異最初都是來自于對自然世界認識的差異。自然地理條件決定了各民族各地區(qū)文化發(fā)展的最初方向。

中國的地形是一個典型的次大陸。東邊是浩瀚的太平洋，在近代以前，是缺乏可以橫渡的交通工具的。用黑格爾的話來說，它是古代中國人“陸地的中斷”。中國南邊是變幻莫測的南海和熱帶雨林，在近代以前，貿易斷斷續(xù)續(xù)，遠稱不上是繁忙的交通要道，因此對中國早期文化的影響也極為有限。西邊是高原和雪山，有西南和西北兩處通道和外界相通。西南通道非常隱秘，并且地處蠻荒，險惡無比，漢武帝時曾派出探險隊探訪，卻無人生還。西北的絲綢之路，是古代中國和外界交往的主要通道，而影響中國文化的異質元素，主要就是從這里傳入的。但即便是如此，它也是一條險象環(huán)生的旅途，并且經常受到脆弱的中亞政局的影響。北方是狂暴的游牧民族生活的大草原和戈壁灘，除非迫不得已，中原王朝沒有主動和他們打交道的興趣；再往北，是寒冷的西伯利亞。這種幾近封閉的環(huán)境在很大程度上隔絕了異域文化，促使中國人形成了“天下中心”的觀念。加上臨近只有來中國“取經”和朝貢的“學生”，并且缺乏高度發(fā)達、足以和中國抗衡的文明中心，便使古代中國人形成了“天朝上國”的優(yōu)越心理。另一方面，從內部來說，雖然黃河和長江橫貫大陸，但是它們并沒有成為文化傳播的障礙。從歷史的經驗來看，只要占據了肥沃的黃土高原，就能西取巴蜀，東臨華北，南吞吳越，一統中國。而漢民族的人口優(yōu)勢，使得這種易于統一的戰(zhàn)略形勢更為明顯。這種由地形帶來的長久大一統的歷史給中國人民帶來了長久的和平，也造就了中國人追求和諧安寧、缺乏競爭精神的性格。[2]

歐洲的地理環(huán)境比較開放。南邊風浪適宜的地中海，是造物主對歐洲天然的恩賜。對古代歐洲人來說，它更像是廉價而又快捷的高速公路，將其與北非、西亞這些先進的文明中心連接起來。與古代日本人一樣，羅馬帝國之后的歐洲人自認為處于荒蠻之地，文化落后，所以非常樂于學習。歐洲的地形很像一只手掌：掌心是被阿登高原和萊茵河分開的法國和德國，手腕是古俄羅斯基輔地區(qū)，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不列顛群島、比利牛斯半島、亞平寧半島、巴爾干半島則像五個伸出的手指。各個區(qū)塊之間都有天然屏障隔開。大致來說，區(qū)塊間的領土面積相差不是太懸殊，每個區(qū)塊的民族成分相對單一。相比于全歐洲而言，也沒有哪一國的民族能形成絕對的人口優(yōu)勢。這種狀態(tài)和中國截然相反。

俄羅斯是歐洲且是世界上領土面積最大的國家，領土面積約1 707.54萬平方公里，東西最長9 000千米，南北最寬4 000千米，地形以平原和高原為主。西部幾乎全屬東歐平原，向東為烏拉爾山脈、西西伯利亞平原、中西伯利亞高原、北西伯利亞平原和東西伯利亞山地、太平洋沿岸山地等。西南聳立著大高加索山脈，最高峰厄爾布各士山海拔5 642米。俄羅斯臨北冰洋和太平洋，瀕臨海域順時針依次為黑海、芬蘭灣、巴倫支海、喀拉海、拉普捷夫海、東西伯利亞海、白令海、鄂霍次克海、日本海。大河有伏爾加河、鄂畢河、葉尼塞河和勒拿河等。與14個國家接壤，即挪威、芬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哈薩克斯坦、格魯吉亞、阿塞拜疆、白俄羅斯、烏克蘭、中國、蒙古、朝鮮。中俄邊界線長達7 300千米。隔海還與日本相望，北部領土中36%在北極圈內。

由于國家林立，恩怨糾結，加上資源緊張，“落后就要挨打”這句話不一定適合古代中國，但用它來描述中世紀的歐洲卻是再形象不過。正是這種充滿殘酷競爭的動態(tài)平衡，造就了西方文化獨特的性格魅力。

2.氣候與資源[3]

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最顯著的區(qū)別在于中國文化是一種農業(yè)文化，而西方文化則更多的帶有商業(yè)文化的色彩。為什么會產生這種差別呢？首先要談到的是氣候和土壤因素。

中國古代的農業(yè)發(fā)源地主要有兩個：北方的黃土高原和南方的稻作區(qū)域。這兩大區(qū)域基本上以秦嶺為界，相對于歐洲，它們在農業(yè)的發(fā)展方面都有其天然的優(yōu)勢。

中國南方的大部分地區(qū)屬于典型的亞熱帶季風氣候，每年的冬、夏兩季分別受到來自蒙古-西伯利亞的寒流和來自熱帶海洋的暖濕氣流的交替控制。在這兩種氣流的交替作用下，四季分明，夏季高溫多雨，冬季低溫少雨。這種氣候非常適合發(fā)展農業(yè)，對水稻等夏季快速生長的高產作物尤其有利。而歐洲在這方面則有點先天不足。地中海氣候的特點是夏季高溫干燥，冬季溫和多雨。這種不協調的配合，對農作物的生長極為不利。所以歐洲只能種植生長緩慢的耐旱作物，此外還需要發(fā)展木本經濟作物和畜牧業(yè)來彌補農作物低產的不足。而中國北方的黃土高原，雖然也缺少降水，但是其土壤系由每年秋冬季南下的西伯利亞寒流搬運的中亞、蒙古高原等地的風化細沙歷經千萬年沉積而成，土質細膩，富含養(yǎng)分，只要組織得當，灌溉到位，也極易豐產。

不管怎么說，早期中國在發(fā)展農業(yè)上的這種優(yōu)勢，使得農耕生產方式一經確立，便充分展示出其相對于其他產業(yè)的壓倒性優(yōu)勢。農業(yè)在中國古代社會中占據支配地位不是偶然的。相比之下，由于農作物產量的關系，歐洲的耕地面積和人口之間始終處于一種較為平衡的狀態(tài)。當然，他們也不得不發(fā)展起其他產業(yè)，比如經濟作物、畜牧業(yè)和工商業(yè)，以便與其他文明地區(qū)互通有無。由此，中西方文化走上了兩條截然不同的道路。

農耕使得中國人安居樂業(yè)而不思流動，同時也逐漸發(fā)展起復雜的家族網絡，最終形成強大的的宗法制度。同時，人口的滋生也產生了在稠密的血緣群體中如何處理人際關系的問題。儒家學說的最初核心就是關于倫理關系，中庸的功能之一就是自我約束以達到和諧共處。在這種強調集體主義的宗法社會里，個人的社會地位與能力更多地是由其所在的血緣群體賦予的，個人的命運與家族緊密相連，所以保持家族的凝聚力與榮譽感遠高于尊重個人的個性。也就是說，中國舊式的集體主義精神是以對個性的一定程度的壓抑為代價的。因此，個人主義是不受歡迎的。這大概也是古代中國人崇尚平等無爭的大同社會的原因之一。

中國式農業(yè)文化的另一個特點是抑商，這當然是和重農相配套的。但是如果考察中國先秦的歷史，我們也可以認為，抑商政策起初被推行是為了生存于亂世。在冷兵器的戰(zhàn)爭時代，壯丁數量和后勤保障是戰(zhàn)爭勝利的兩大決定性因素。農業(yè)人口的數量，不只影響著一國的農作物供應量，更直接決定著國家可掌控、可征發(fā)的壯丁數；而抑商便于國家控制流通領域，以確保戰(zhàn)爭的后勤供應。只是后來隨著統一政權的興起，抑商的目的、手段和實質都發(fā)生了重大改變。統治者發(fā)現這一政策非常有利于維護其政權的穩(wěn)定，因此將其作為一項國策保留了下來。

西方文化則截然相反，它受到海洋文化和商業(yè)文化的強烈影響。古代的歐洲人，只身漂洋過海去經商，靠的是個人非凡的勇氣和決斷能力，而不是家族血緣關系的庇護。高額的利潤激發(fā)他們的冒險精神，艱險的旅途引發(fā)他們征服困難的雄心壯志。其中展現的更多的是個人主義，而不是中國式的宗族權力。關于這一點，黑格爾在其《歷史哲學》中作過生動的描寫：“大海給了我們茫茫無定、浩浩無際和渺渺無垠的觀念。人類在大海的無限里感到他自己的無限的時候，他們就被激起了勇氣，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請人類從事征服，從事掠奪，但是同時也鼓勵人類追求利潤，從事商業(yè)。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類束縛在土地上，把他卷入無窮的依賴性里面?！胶５娜硕枷氆@利，他們是冒了生命財產的危險來求利的?！瓘氖沦Q易必須要有勇氣，智慧必須和勇敢結合在一起?！笨梢娢鞣轿幕倪@種商業(yè)性格不僅造就了其崇尚冒險與征服的個人主義傳統，同時也為其科學管理能力的培養(yǎng)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總的來說，在自然環(huán)境上，中國自然地貌“三面高原一面向海”的特征對于古代人民來說屬于一個相對閉塞的環(huán)境，使得古代中國文化基本上與外隔絕。同時地大物博的生態(tài)環(huán)境和優(yōu)良的氣候條件促進了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發(fā)展，使得中國人贊成盡物之性、順物之情。而農業(yè)社會的穩(wěn)定、家人親友的長期聚居，形成了中華民族在思想文化上表現為喜同不喜異、喜靜不喜動、喜穩(wěn)不喜變的特征。而西方所處的海洋環(huán)境培養(yǎng)了西方民族原始的冒險外傾的民族性格。在他們看來，人類的力量與海洋比較起來顯得很渺小和脆弱。但是人類依靠自身所具有的勇敢、剛毅、偉大斗爭精神征服了大海，因而人類的氣魄比海洋更偉大。這一切也都塑造了西方民族開放、勇敢的性格。

（二）社會環(huán)境的不同

社會環(huán)境也可以稱作縱向誘導因素，主要指由制度、政策、法規(guī)等構成的社會意識形態(tài)的總和。它們是在文化發(fā)展的過程中逐漸衍生出來的，隨著文化本身的發(fā)展，它們反過來對文化也起著越來越顯著的熏染和催變作用。

中國幾千年封建社會的發(fā)展中，戰(zhàn)亂不止、動蕩不息，但超穩(wěn)定的農業(yè)生產方式、社會組織形式、宗法倫理觀念始終維系著中華民族的傳統和生存。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以血緣紐帶為基礎的宗法制度使得老百姓產生了喜靜厭動以及重鄉(xiāng)土、重血緣的社會心理。而以孝為核心的倫理觀念又限制了中國人的外出探求行為?？鬃泳驮赋觯骸案改冈冢贿h游，游必有方。”

而西方民族海上商貿頻繁的經濟活動，促進了西方人進取冒險民族性格的形成，在海洋文明的基礎上將自然因素神秘化，弱化了血緣成分，將之轉化為一種與血緣無關的宗教信仰，從而出現了西方宗教文化。古希臘的民主政治制度使得民主觀念、法治意識成為了社會全體成員所達成的共識。他們認為人人能力相等，地位平等，行為自由，人與人之間更多地體現了一種獨立的性格。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國民的精神被極大地調動起來，形成了開放、積極、進取的民族精神。

二、中西文化差異的主要表現

（一）思維方式方面的差異

每一種語言都是該語言民族思維特征的體現。不同的民族有著各自不同的思維方式、思維特征。賈玉新認為，西方民族的思維模式以邏輯、分析、線形為特點，東方民族的思維以直覺的整體性與和諧的辯證性著稱于世。西方人見長于分析和邏輯推理，因此思維模式呈線式；而東方人長于整體，他們富于想象和依靠直覺，因此可以講是一種圓式思維模式。[4]

一方面，西方注重抽象思維，而中國注重形象思維。希臘哲學是西方哲學的源頭，古希臘人對自然有著濃厚的興趣，他們關心世界本源、主客體關系、事物如何發(fā)展變化等。雖然他們在簡單儀器下的觀察和缺乏邏輯連貫性的實踐，其理性的方式并不系統，但他們的這種直接觀察總是彌漫著理性思維的色彩，抽象思辨是西方思維的特征。而作為東方民族典型代表的中國傳統思維方式，則以直覺和經驗為特征。中國古代科學和哲學的各種概念和范疇是靠向內思維得到的，是將各種經驗現象醞釀體會豁然貫通而提出來的。這些概念和范疇的理解與西方向外思維邏輯演繹所得到的不同，理解只能意會而難以言傳。

另一方面，西方注重細節(jié)分析思維，而中國注重整體綜合思維。兩種不同的思維方式，對中西語言的結構形態(tài)產生了不同的影響：分析型的思維方式使西方語言有明顯的詞形變化、形式多樣的語法形式和組詞造句，意思比較直白、精確；而綜合型的思維方式使?jié)h語無詞形的變化，語法形式的表達主要依靠詞匯手段，組詞造句依據語義邏輯，漢語比較含蓄模糊、耐人尋味。例如，在姓氏排列中，中國姓氏先是宗姓、輩分，其次才是自己的名字，突出的是氏族整體；西方國家則先是自己的名字，再是父名，然后才是族姓，突出的是自己。又如，在時間、地址的書寫表達順序上，中國人習慣以年、月、日從大到小依次為序，地址則是按省、市、縣到門牌號碼排序，突出的是從整體到個別的析出關系；西方人則與中國人的順序表達恰好相反，突出的是個別到整體的合成關系。

（二）哲學思想方面的差異

哲學是最能表現一個民族文化的精神產品。中國傳統哲學和西方哲學因生存環(huán)境、社會狀況、歷史背景和文化傳承的差異，形成了兩種不同的特征。中國傳統哲學以天人合一為主導，西方哲學以天人相分為前提。中國哲學以人生哲學為核心，以道德和藝術為精神，以直覺和領悟為方法，突出至善至美的價值功能；因為注重天人相分，西方哲學以本體論和認識論為基本內容，以邏輯分析為主要方法，帶有科學精神和宗教幻想，充滿理性色彩，以求真求知為主旨。[5]

受傳統思想的影響，在中國人的心目中輕個人、重集體，而西方恰恰相反，重個人、輕集體。中西方對人生本位的認識，就出現了集體本位主義和個人本位主義的差別。西方人崇拜個人奮斗，尤其為個人取得的成就而自豪，從來不掩飾自己的自信心、榮譽感以及在獲得成就后的狂喜。相反，中國文化卻不主張炫耀個人榮譽，提倡謙虛謹慎。一般來說，中國人大多反對或蔑視“王婆賣瓜”式的自吹自擂，然而中國式的自我謙虛或自我否定卻常常使西方人大為不滿。

從群體本位和個體本位的不同原則出發(fā)，不可避免地導致了中西文化在性格和社會價值取向上的差異，導致了中國人注重節(jié)制、追求和諧和平穩(wěn)的文化性格與西方人鼓勵競爭、追求功利、崇尚力量和進取的價值目標的差別。這一差別不僅體現在雙方的思想和行為方式上，也充分表現在中西文化的不同風格中。

中國文化從自己的群體價值目標出發(fā)，必然把協調人際關系放在首位。而要達到這一目的，就必須將實現社會平衡的要求作為調整個人言行的尺度，做到“允執(zhí)其中”。這便是儒家所說的“修身”，并由此而衍生出“中庸”“中和”的價值原則和人格標準。而以個體的商業(yè)活動為經濟基礎的西方文化，始終把“利”與“力”看作是健康的價值，它鼓勵人們積極地追求現實功利，并在平等的基礎上展開競爭，擊敗對手，努力獲取個人的最大利益和幸福。它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功利主義的道德原則；強烈的競爭意識和冒險精神；對力量和實力的崇拜。

（三）宗教信仰方面的差異

世界上幾乎所有的國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

在中國文化中，佛教和道教是有重大和深遠影響的。佛教宣揚的是一種“自己救自己”的方法，即通過自己的修行和覺悟，來自我完善，脫離苦海（佛教認為苦難是因人的貪婪和愚昧造成的），從而達到一種超越苦難和現實的精神境界。道教旨在培養(yǎng)人的道德情操，修煉人們的自身氣質，長生不老是其亙古不變的追求。

而在許多西方國家，基督教是普遍的宗教信仰，人們習慣稱西方文化為“基督教文化”或“基督教文明”[6]?；浇陶J為世界是由上帝所創(chuàng)，上帝可以掌控世間萬物?；浇绦麚P原罪論，認為人生來即有罪，只有相信上帝，用一生去懺悔、贖罪，死后方能進天堂，否則就會下地獄。這一點也決定著基督教信徒同佛教信徒一樣要具有對世間萬物的寬容和忍耐；而同樣也由于這一點，基督教逐漸受到西方統治階級的認可和操縱，并成為了體現統治階級意志的工具。

無論是中國宗教，還是西方宗教，它們在最初出現時，都是以救世主的形象出現于民眾的情感空虛之時，并且盛極于統治階級的推崇與利用之下，而后，又在人類社會迅速的進步之中得以轉變，成為一種純粹的文化代表而不再是政治力量，可以說，它們對中西方歷史乃至現代社會的影響都是具有深遠意義的。由于中西方所處地域環(huán)境與歷史背景的差異，造就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宗教文化，但我們應對任何一種宗教及其產生的文化都應給予尊重。只有這樣，才可避免由于宗教問題所引發(fā)的沖突，從而推動世界和平事業(yè)的發(fā)展。

（四）日常生活方面的差異

1.行為規(guī)范的不同[7]

行為規(guī)范的具體含義就是指被社會所共同接受的道德標準和行為準則，簡單地說，就是告訴人們該做什么和不該做什么的一種規(guī)范。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在交流時，經常出現的一個現象就是套用自身所在社會的行為規(guī)范來判定對方行為的合理性，由于雙方的行為規(guī)范存在差異，常常會產生誤解、不快甚至更壞的結果。如，在古代中國女子常送男子手絹以表思念、傾慕之情，而在俄羅斯，送手絹則可能會被對方認為將有不好的事情發(fā)生。所以說，在跨文化交流中是否能夠正確地識別和運用行為規(guī)范是保證跨文化交流順利進行的重要因素。要保障跨文化交際的順利進行，就必須理解對方的行為規(guī)范，尤其是對方禁止的行為，而入鄉(xiāng)隨俗不失為一個絕好的辦法。

2.語言交流的不同

由于生活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各民族人逐步形成了不同的社會心態(tài)，即使對同一事物也往往有不同的好惡。如打招呼。在西方國家，無論是在城市還是鄉(xiāng)下，當人們在路上邂逅時都喜歡談論天氣或簡單的依據時間問好。而在中國，人們在問候時大多使用“吃了嗎”“上哪呢”“最近忙什么”等，體現人與人之間的一種親切感。但對西方人來說，這種打招呼的方式卻令對方感到很突然、尷尬甚至不快，因為西方人會把這種問話理解成為一種“盤問”，感到對方在詢問他們的私生活。

3.人際關系的不同[8]

西方國家受自由思想的影響，在對待人際關系上有兩條原則：一是女士優(yōu)先；二是人人平等。西方國家可以說把“女士優(yōu)先”這一原則落實得無微不至，大到國家禮節(jié)，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個極小的細節(jié)?！叭巳似降取钡挠^念在西方國家也是深入人心，無論男女老幼，一律平等，晚輩對長輩，下屬對上司，都可直呼其名，平民跟總統也都是完全平等的關系。在中國，由于受傳統思想的影響，男尊女卑的意識特別是在廣大農村仍然有相當的群眾基礎。家族和家長制度仍根深蒂固地留在人們的頭腦中。尊老愛幼是中國的傳統美德，對長輩、對領導要心存敬畏，所以在一些場合中很少直呼其名。

4.個人隱私的不同[9]

中國人熱情好客，在交往中飽含熱情，問寒問暖，似乎沒有什么可保留的，對于了解有關年齡、職業(yè)、收入、婚姻狀況、子女等問題，覺得都理所當然，可以說隱私觀念比較薄弱；而在西方國家中，特別重視對方的隱私權，凡是涉及個人隱私的都不能直接過問，西方人一般不愿意干涉別人的私生活和個人隱私，也不愿意被別人干涉。比如，中國人會直接詢問別人所買物品的價格，因為在中國人看來，物品的貴賤只是表示該物品的質量；而在西方人眼里，如果你直接詢問別人所購物品的價格，就可能是在探問對方的經濟條件。

（五）倫理道德方面的差異

在中國，“倫理”是一個現實、具體的概念，是最能體現人的道德思想和文化核心價值的概念。儒家的道德是從家庭人倫出發(fā)，再加上其道德實踐中注重人倫之“禮”，因此，儒家的道德從本質上說是注重現實社會的倫理道德。中國倫理學的五種基本觀念——“仁”“義”“禮”“智”“信”，是儒家學說的主要內容，對中國人的道德模式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中國人把道德置于一切價值之上，孟子說：“有德者必有言。”在中國幾千年的傳統文化中，家庭觀念，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地位、義務和權利已成為封建典章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孟子將人倫關系概括為五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p>

西方的道德是建構在對人性的抽象和超越的基礎之上的，是抽象的，其構成了西方道德的實質和核心，是西方社會發(fā)展的原始動力、社會矛盾的本源。亞里士多德認為：倫理學的對象是善，善就是幸福，幸福是靈魂的一種合乎德行的活動，種種具體的善積累成至善，這種至善活動是無所為而為的真理觀念。他們所關注的是個人的參與、個性的體現、個人自由的不受侵犯和個人價值的實現。

三、中俄文化差異下的語言表現

不同文化語境下的語言在不同的社會文化詩學的滋養(yǎng)下產生和發(fā)展，又時時反映著各自代表的社會與文化主流意識形態(tài)?！吧鐣幕亩鄻有栽斐闪苏Z言之間的差異、距離和隔閡。漢語和西方語言的形成各有其社會、自然、歷史和文化的因素，兩者的表達方式也因思維方式的不同而有異，語義上的描寫也因經驗的認識不同而有別?！?span id="208uzka" class="super" id="ref70">[10]

（一）語系的歸屬不同

19世紀時，歐洲的比較學派研究了世界上近100種語言，發(fā)現有些語言的某些語音、詞匯、語法規(guī)則之間有對應關系、有相似之處，便歸為一類，稱為同族語言。有的族與族之間又有些對應關系，則歸為同系語言，這就是語言的譜系關系。

世界主要語系有：漢藏語系、印歐語系、阿爾泰語系、閃含語系、烏拉爾語系、伊比利亞-高加索語系、達羅毗茶語系、馬來-波利尼西亞語系、南亞語系9種。在九大語系中，使用人數分布范圍最廣的是漢藏語系和印歐語系。

漢語屬于漢藏語系，有400余種語言和方言，是世界上形成最早、流通最廣、使用人數最多之一的語系。漢語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語言之一，已有6000年的歷史并經歷了許多變遷。俄語屬于印歐語系中的斯拉夫語族。斯拉夫語族是拜占庭教士西里爾和他的兄弟麥托迪去東歐斯拉夫人中傳教時創(chuàng)造的，可分為東斯拉夫語支、南斯拉夫語支及西斯拉夫語支。俄語與烏克蘭語、白俄羅斯語一起組成了東斯拉夫語支。

（二）語言思維方式的差異

言為心聲，言語是思維的物質化。遣詞造句的方式即表達方式，是思維方式的反映。思維方式是思維活動進行的方式，是思維結構和思維功能的統一。中西語言在思維方式上的差異主要表現為以下幾點。

1.俄語重形合，漢語重意合

形合是組詞造句的外在邏輯形式，是一種顯性的語法組織形式；意合是遣詞造句的內在認知事理，是一種隱性的語法組織形式。漢語以意馭形，注重語言形式上的對應；而俄語則以形制意，注重行文意義上的連貫。但漢語并非絕對意合，俄語也絕非純粹形合；意合與形合均見于兩種語言，只不過漢語以意合見長。

俄語民族表達思想以形馭意，意顯于形，注重形式結構的嚴密性，多用關聯詞語，詞性變化、虛詞、句子各部分的關系清楚明了；漢語民族表達思想則形隨意走，意隱于形，不重視形式結構的嚴密性，少用關聯詞語，句子結構松散，各部分關系不明確。

2.俄語客體意識強，漢語主體意識強

西方人的主客體對立的哲學觀決定了在思維與意識中，他們會主客兩分，天人對立，區(qū)別人的內心世界與外界自然物象，劃分自我意識和認識對象。也就是說，西方人的思維方式具有雙重特點，既有主體性思維也有客體對象性思維，而后者占據主導地位，因為西方思維傳統以自然為認識對象。這種客體對象性思維方式使西方人在觀察事物時，常常把視點聚焦于事物而不是觀察者自身，表現在語言中就是俄語句子多物稱主語，而一般不能省略，并由此產生謂語形態(tài)的被動化。漢民族則習慣于主客體合一的思維方式。

（三）語言文字的差異

語言是表達觀念的抽象符號系統，言語是人們日常的交際工具，文字產生的根本目標是記錄言語。文字具有豐富多樣的表現形式，從不同角度可以看到文字的不同特征，從而將文字區(qū)分為不同類型。傳統意義上，一般將文字分為表形文字、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三大類型。從文字記錄語言的原則來看，文字的發(fā)展是從表意走向表音的。漢字起源于象形文字，它是直接從原始圖畫發(fā)展而來的；而西方字母文字，包括希臘語、拉丁語、斯拉夫語的文字所使用的字母都是從腓尼基字母的基礎上發(fā)展而來的。[11]漢語是表意文字，具有較大的適應性，一個漢字通常表示漢語里的一個詞或語素，漢字不和漢語的語音發(fā)生直接的聯系，用漢字寫的材料，漢語的不同方言地區(qū)的人可以按自己的方言讀出來。一般把漢字看成音、形、義的統一體，帶有極強的表意性。但是表意文字有一個缺點，就是作為單音節(jié)文字，每個漢字只有一個音節(jié)，一般來說一個漢字只代表一個事物。漢字最初為象形文字，經甲骨文、金文、大小篆書、隸書到楷書、行書、草書和簡化字，演變的總方向是由繁到簡、由單純表意向同時表音方向發(fā)展，由單音節(jié)詞居多向雙音節(jié)詞居多發(fā)展。但漢字的基本特征幾千年來沒有多大變化，它仍然是表意文字，仍然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發(fā)達的文字之一。

俄羅斯民族屬于斯拉夫民族中的一員，斯拉夫人早期使用象形文字，在斯拉夫文字的形成過程中，受到了希臘字符和拉丁字符的直接影響，簡化了希臘字母創(chuàng)立了西里爾字母。當時的西里爾字母無論是個數還是形狀都和現在使用的西里爾字母有所不同，后經幾次演變最終形成了今天的西里爾字母。當今的斯拉夫民族所使用的文字分為兩類：拉丁字母和西里爾字母。最具代表性的是“塞爾維亞-克羅地亞語”，兩者本是同一種語言，塞族用西里爾字母，而克族用拉丁字母。由于傳統及感情的因素，現今的斯拉夫民族中親俄的用西里爾字母，親西方的用拉丁字母。俄國人在無法使用西里爾字母輸入時，也只好使用拉丁字母，例如，發(fā)電傳及使用不支持西里爾字母的通信軟件時，電傳上的俄文都是拉丁字母。

俄語是表音文字。表音文字是用字母表示語詞讀音的文字系統，它以語言的音節(jié)或音位為書寫單位，相同的音節(jié)或音位用同一的符號來書寫。表音文字與語言的語音物質材料有直接的聯系，西歐諸語言的字形就由該字的讀音決定，字形與該字的讀音形成一定程度上的統一。根據讀音，人們就能辨認出它們所代表的詞或語素這些意義單位。根據書面符號所代表的語音單位，表音文字又可以分為音節(jié)文字、輔音文字和音素文字。例如，日語書寫中的假名就是一種音節(jié)文字，阿拉伯語、希伯來語、中國的藏語都使用輔音文字。音素文字是一種全面的拼音文字，現代許多民族大多使用音素文字，包括英、德、俄、法等傳統地使用音素文字的語言，我國的漢語拼音方案現在也采用音素文字。

實際上，俄語走的是從概念經過語音的中介再到文字的曲線，拼音文字的字形和詞義都只同語音形式發(fā)生直接聯系，換言之，文字對語音負責，語音才直接跟概念發(fā)生關系，語音是第一性的，文字只是“符號的符號”。而表意體系的漢字走的是另外一條線，其字形和詞義之間不僅通過語音形式發(fā)生間接聯系，詞義和字形之間也存在著直接聯系，換言之，作為表意文字體系的漢字與詞的聯系，同俄語拼音文字與詞的聯系，有著重要的區(qū)別：拼音文字同詞的音、義聯系是線性的、抽象的，而表意文字體系的漢字同詞的音、義聯系則是環(huán)狀的、直觀的。

（四）詞的音律節(jié)奏差異

節(jié)奏是與時間長度和速度有關的一種發(fā)音模式。它由胸律動或重音律的時間段排列形成。前者顯示了音節(jié)長度上的規(guī)律性，具有這種節(jié)奏模式的語言以音節(jié)為節(jié)拍，稱為音節(jié)拍語言，如漢語、法語等。而以重音復現為規(guī)律，以重音為拍節(jié)，稱重音拍語言，如英語、德語等。語調是指說話人音高變化所造成的旋律模式。聲音動態(tài)的最重要特征之一或許就是音高起伏變化，音高的起伏表達感情，起感情索引作用，如驚訝、憤怒、猶豫、委婉等。同時，音高的起伏也表達不同的語言模式，擔負各種語言功能，如詢問、陳述、命令、疑問。由音高的起伏而形成的旋律模式可以與句子結合而成語調，也可與詞結構結合成聲調。從這點出發(fā)，可以把世界上的語言分成兩大類：語調語言和聲調語言。[12]

漢語是聲調語言，聲調指音節(jié)高低升降的變化。普通話語音系統中共有四種聲調，調值分別是陰平、陽平、上聲、去聲。聲調不僅是漢語的重要語音表達手段，還能幫助辨義。在很多情況下，同一字形，不同的讀音可以表示不同的意義。例如，“創(chuàng)”字讀chuāng時，表示受傷之義，如創(chuàng)傷，當它chuàng時，表示創(chuàng)造之義，如開創(chuàng)、創(chuàng)建等。漢用漢語拼音字母（pinyin）注音，一個音節(jié)一般由一個韻母和一個聲母構成，一個音節(jié)往往表示一個漢字。漢語的音素分為聲母和韻母兩大類。在現代漢語中，聲母一共有21個，韻母一共有36個。

俄語是語調語言，共有33個字母（有印刷體和手寫體的區(qū)別）分為元音和輔音兩種，輔音又分為清輔音（聲帶不振動）和濁輔音（聲帶振動），這一點和美式的音標有些類似。此外，俄語的輔音還可以分為軟輔音和硬輔音，二者發(fā)音動作基本相同，區(qū)別主要在于發(fā)軟輔音時，舌中部需要向上顎抬起。它有5個元音，根據前面的輔音是否發(fā)顎音（硬領音化）寫成不同的字母。典型輔音成對出現：普通型和顎音型，傳統上叫作硬輔音和軟輔音（硬輔音通常軟顎音化，特別是在后元音前面，雖然在一些方言里面領音化只局限于硬音）。標準俄語基于圣彼得堡方言，有很強的重音和適度的音調變化，區(qū)別在于重音元音有一點拉長，而非重音元音傾向于減少成閉元音或者模糊元音。俄語里一個音節(jié)里的聲母和韻尾最多可以含4個輔音，所以音節(jié)結構會很復雜。[13]

（五）詞義與語法差異

語言是思維的載體，而思維是內容。如果沒有語言作為形式，思維無法得以表達，那么在人的思維活動中產生的一切對現實世界的認知和分析都無法得以保存和傳達；反之，如果語言失去了內容，即思維，它則失去了存在的意義。因此，“不能把語言和思維簡單地理解為單向的因果關系或決定被決定關系?！倍呤腔闂l件的。由此可見，語言、思維和現實世界是相輔相成，密不可分的?！皬恼Z言外的現實到概念再到詞語表達之路，每個民族各有不同。”于是，由于社會現實不同，思維不同，各個國家的語言世界圖景[14]也不盡相同。“這體現在現實的范疇化原則中，在物質層面上則體現在詞匯和語法中。”[15]

在不同的語言中，詞匯意義的構成及其使用規(guī)范各不相同。而且，詞匯意義本身是一個動態(tài)的概念，在不同的語境中就具有不同的含義。

詞匯的意義按照不同的標準有不同的劃分。其中，最重要的是詞匯的概念意義和內涵意義。詞匯的概念意義指詞在字面上的意義，是詞匯的最基本意義，比較穩(wěn)定。因此，在詞典和語言學習中，人們常使用概念意義來給詞語作注釋。內涵意義是指一個詞語由于指稱而具有的附加在其概念意義上的意義（或交際價值）。它是概念意義以外的意義，也是詞匯概念意義的延伸。詞匯的內涵意義是穩(wěn)定的。處于不同民族歷史文化背景中的語言使用者在理解目的語詞匯的同時，會聯想到不同詞匯的文化內涵意義。

俄語的詞匯很廣，有歷史最久的、從原始印歐語繼承下來的詞，還有原始斯拉夫語時期和東斯拉夫語時期產生的詞，還有14世紀俄語獨立發(fā)展以來產生的詞。此外，俄語在各個歷史時期借入許多外來詞。俄語科技領域中的外來詞，18世紀初多借自德語，19世紀多借自法語，20世紀中葉以后多借自英語，主要是美國英語。20世紀50年代以后，俄語在國際上的使用范圍明顯地擴大了。[16]

俄語語法結構的特點是，詞與詞的語法關系和詞在句中的語法功能主要通過詞形變化來表示。俄語是印歐語系中保留古代詞形變化較多的語言之一，名詞大都有12個形式，單、復數各有6個格；形容詞有20多個甚至30多個形式，單數陽性、中性、陰性和復數各有6個格，另有短尾、比較級；動詞形式可有一二百個，包括體、時、態(tài)、式、形動詞、副動詞等。實詞一般都可以分解為詞干與詞尾兩部分，詞干表示詞的詞匯意義，詞尾表示語法意義，通常一個詞尾包含幾個語法意義。

四、中西文化差異對語言學習的影響

掌握一種文化之最直接有效方式，就是學習那種語言，但要學的應不止那種約定俗成的符號，而是通過它逐步熟悉民族文化的全部內涵?？涞聽栒f得很透徹：兒童在很大程度上，但不是全部地通過該社會語言來掌握我們稱為文化的各種態(tài)度、價值和行為方式。學習這些東西的過程可稱之為社會化。這種社會化過程要通過語言，但也要通過家庭、學校和社會真實生活來實現。而且，與使用不同文化語言的人們進行較好的溝通和了解是學習一門語言的出發(fā)點，也是落腳點。為此，可以說，語言在個人和文化之間起調節(jié)作用。

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這種文化是在特定自然環(huán)境、歷史條件、地理位置和社會現實中形成的，因此具有特殊性。要掌握一種語言就要熟悉其背后的文化特殊性，就要洞察本族文化與他民族文化的差異。人們常說的語言障礙就是指這種文化間的差異。[17]

（一）詞匯與語義空缺

每一種語言都有其語音、語法和詞匯系統，都有獨特的概念和思想。語言之間雖然存在共性，但不同的語言各具特性。其特性表現在詞匯上便會造成概念表達上的不對應，在語際交際中則會出現詞匯空缺。

瑞士著名語言學家、結構語言學派鼻祖索緒爾（Saussure）說：（詞義乃）被命名的事物或概念與名稱本身的關系。自然，這種關系要通過具體語言系統加以實現，其過程固然須借助語言自身機制——詞匯、語法、語調、上下文等，但就交際中的理解而言，更為重要的是依靠語言賴以生存的社會環(huán)境和人類從其活動中積累的經驗和形成的意識。詞義之所以是多層次，在于詞不僅是現實的象征符號，而且也浸透著人對現實的感受、觀念和看法。這就是說，詞既反映了客觀事物，又會引發(fā)說話者對所指事物的感情和態(tài)度。

詞義是個多層次的混合體，它不僅包含著表義或詞典義、語法意義（如人稱、時態(tài)、性、數、格等）、上下文限定義、文體意義，而且也涉及與物質環(huán)境、社會背景和文化傳統相關的聯想和感情內含。如下圖3-1所示。表義、語法義、限定義和文體義一般在交際中并不構成嚴重障礙和困難。引起麻煩的、令語言學家望而卻步的是環(huán)境、歷史、風土人情和傳統習俗等方面的文化內涵或民族色彩。[18]

圖3-1 詞義的層次

美國語言學家薩丕爾（2000）說：“語言的存在不能脫離文化，不能脫離社會繼承下來的各種做法和信念。”生活在不同文化的社會人對詞或句的理解可能完全不同。因此，人們在交際中常發(fā)生誤解、笑話，甚至爭吵，在對詞的含義還有不同見解時，人們是不會取得相互諒解和一致意見的。中國歷經幾千年的封建社會，形成了獨特而嚴密的封建宗法關系，男女有別，長幼有序，血緣關系的遠近疏密分明。相比之下，西方的宗法關系遠不及中國那么嚴密，家庭結構也較松散。兩種文本化在親屬稱謂上的不同就是佐證，在跨文化交際中，對于此類宗法關系的差異應予以足夠的重視。應當指出的是，并非所有的詞都會引起誤解，絕大多數的詞，特別是科技詞，表示物質的實體詞，人們是有同一理解的。

民族色彩是一個民族有別于其他民族的獨特的文化傳統、宗教習俗和性格心理。語言是各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現，各民族的語言就是他們的精神，各民族的精神也就是他們的語言。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思維模式和道德觀念，因此會造成語義的空缺。西方語言中有大量的古希臘羅馬神話及《圣經》語匯，有不少詞匯在漢語中是缺項的。中華民族是典型的大陸農耕文化，這一文化系統的漢語中同樣也有許多詞匯在英語中是缺項的，有時則會導致欠額或超額翻譯。

一詞多義是人類話語的一種根本屬性，同一個字詞，出自不同的言語者、不同的言語場合或不同的語言環(huán)境，均可能產生不同的含義。因此，在語際交際中，對應詞之間的語義空缺只能由詞語的語境意義去填補。語境意義既受語言因素的影響，也受言語因素的制約，與客觀世界的具體事實相對應，同使用語言的人的個人背景相關。

（二）翻譯中的文化自戀[19]

人類習慣上總是以自我作為判斷的標準，在任何認識活動中，都必須有認識主體參加，所以自我就成了一種尺度與標準。文化也不例外，生活在一種文化中的人會以這種文化的是非觀來判斷事物。例如，當歐洲人進入美洲領地之后，他們認為美洲的土著人野蠻、落后，沒有先進的文明，沒有文學、藝術等，但土著人也可能認為這些歐洲的入侵者野蠻、不文明，因為他們砍伐森林、破壞自然。這說明人類都認為自己的文化才是最先進的，這就是文化中心主義，實際上就是文化自戀。

中國文化中心主義不否認西方文化的存在，根植于一種文化自足，這是文化自戀的表現；而西方文化中心論則建立在普遍主義的信仰之上，否認任何形式的文化可比性。西方的文化自戀是把自己當作上帝的使者，肩負著向整個世界傳播西方文化的使命，是文化霸權的表現。

西方文化對其他文化形態(tài)包括中國文化產生了不均衡的信息流動，西方文化自戀的后果，就是以西方的強勢文化取代本土文化，使得文化的多樣性失去其真實意義，成為空洞的形式。

翻譯中如何處理源語承載的文化現象，尤其是源語民族特有的文化現象一直是譯界關注的問題。相關學者認為當譯入語文化強勢，翻譯處于次要時，譯者只能屈從系統里一些原有的準則，在譯入語文化中尋求已有的模式，甚至要修改放棄原著的內容和形式。相反地，當譯入語文化弱勢，翻譯處于主要地位時，譯者會將原作的元素帶到譯語文化系統里。

[1] 蔡青：《跨文化交流》，北京交通大學出版社，2011，249～250。

[2] 蔡青：《跨文化交流》，北京交通大學出版社，2011，250～251。

[3] 蔡青：《跨文化交流》，北京交通大學出版社，2011，251～252。

[4] 賈玉新：《跨文化交際學》，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7，98～100。

[5] 高玉蘭：《解構主義視閾下的文化翻譯研究以〈紅樓夢〉英譯本為例》，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出版社， 2013，12。

[6] 俄羅斯的國教是東正教，東正教的母體亦是基督教，它是由基督教分裂而來的。

[7] 王培英：《跨文化交流》，旅游教育出版社，2007，13～14。

[8] 王培英：《跨文化交流》，旅游教育出版社，2007，15。

[9] 王培英：《跨文化交流》，旅游教育出版社，2007，16。

[10] 趙明：《語際朋譯與文化交融——漢英互譯的理論與實踐》，中國礦業(yè)大學出版社，2003，9。

[11] 楊元剛：《新編漢英翻譯教程》，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78。

[12] 金惠康：《跨文化交際翻譯》，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3，7。

[13] 吳堅：《全球化下國家語言推廣戰(zhàn)略政策、模式與中國的借鑒》，科學出版社，2013，136。

[14] “世界圖景”這一概念最早出現在物理學領域，由德國物理學家赫茲首先使用。它最初是指外部事物和內部形象的總和?，F今，“世界圖景”在語言學界包括3個方面：現實世界圖景、語言世界圖景和文化世界圖景，語言世界圖景是通過文化世界圖景來反映現實世界圖景的。

[15] 劉莉莉，崔鈺：《俄語教學理論與實踐研究》，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98。

[16] 俄語學習網，http：//www.ruchina.com.cn/index.html，2010.09.12。

[17] 朱文?。骸度祟愓Z言學論題研究》，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2000，64～65。

[18] 朱文俊：《人類語言學論題研究》，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2000，187～188。

[19] 高玉蘭：《解構主義視閾下的文化翻譯研究以〈紅樓夢〉英譯本為例》，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出版社， 201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