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影響州高等教育政策

除了從大學生事務、院校行為等角度出發(fā)影響美國高等教育的發(fā)展以外，協(xié)會還通過其他各種方式積極參與和影響美國高等教育的政策，進而更好地維護高校教師的權益和推進美國高等教育系統(tǒng)的向前發(fā)展。在州高等教育政策上，協(xié)會利用前面介紹過的各種方式和手段影響州的高等教育政策，當州制定的高等教育政策有悖于教師發(fā)展和高等教育系統(tǒng)的發(fā)展之時，協(xié)會會竭盡全力地反對和抵制，反之亦然。協(xié)會影響州高等教育政策的例子較多,21世紀以來較有影響的有《學術權利法案》（The Academic Bill of Rights，簡稱ABOR）等。本小節(jié)將以《學術權利法案》為例，詳細介紹協(xié)會影響《學術權利法案》的過程，以了解協(xié)會是如何影響州高等教育政策的。

自9·11事件以來，美國高等教育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學術自由遭到了來自不同方面的挑戰(zhàn)。在這其中，《學術權利法案》是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2003年9月，保守派活動家戴維·霍若維茨（David Horow itz）基于所謂院校中政治勢力應該均衡的考慮，發(fā)起了一項勸說各學院和大學采納《學術權利法案》的全國性運動。該運動的目的在于在將傳統(tǒng)的學術自由保護延伸到學生，恢復教室的客觀和公平；^[89]認為教師群體中民主黨人的數(shù)量大大超過了共和黨人，認為大學應該保持政治多元；^[90]宣揚所謂的智力多樣化和保護高校教師免受到政治信仰等的教化。^[91]自《學術權利法案》提出以來，引發(fā)了美國國內一場大的爭論，支持者和反對者眾多。各州紛紛制定與之相關的規(guī)章或制度，一些州以類似于《學術權利法案》的形式出現(xiàn)，一些州以內容與《學術權利法案》相似的《智力多樣化法案》（Intellectual Diversity，簡稱ID）的形式出現(xiàn)，在美國國內興起了一場紛紛揚揚的關于學術權利法案的運動。

到2008年，有如下州頒布了本州的《學術權利法案》或者《智力多樣化法案》的提議或者議案，分別是：加利福尼亞州的“1335號參議院議案”、亞利桑那州的“1331號參議院議案”、佛羅里達州的“837號議案”、科羅拉多州的“04－1315號議案”、佐治亞州的“661號議案”、夏威夷州的“2849號參議院議案”、印第安納州的“1531號議案”、堪薩斯州的“5035號議案”、路易斯安那州的“25號議案”、緬因州的“1194號議案”、馬薩諸塞州的“1234號議案”、馬里蘭州的“964號議案”、明尼蘇達州的“2164/1988號議案”、密蘇里州的“213號議案”、紐約的“4389號議案”、北卡羅來納州的“1139號參議院議案”、俄亥俄州的“24號參議院議案”、賓夕法尼亞州的“177號議案”、羅得島州的“392號議案”、南達科他的“1222號參議院議案”、田納西州的“96號議案”、華盛頓的“1991號議案”等。^[92]各州議案的主要內容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93]

1.高校在任用教師時應該堅持一個觀點即鼓勵教師方法論和視角的多樣性。是否多樣的評判標準是政治標準，也就是教師和學術專業(yè)人員的政治主張是否多元。教師隊伍中民主黨人的比例和共和黨人或者其他黨派人士的比例、教師隊伍中保守派和自由派人士的比例等大體應該相似，不應該有太大的差距，否則的話，該教師群體就不是一個多元的群體。

2.教師不應該利用課堂或者他們工作職位之便，進行政治、意識形態(tài)、宗教或者反宗教的教化。法案竭力地使用一些原則而不是相關的由學術專業(yè)人員解釋和實行的學術標準以強調教化（indoctrination）與適當?shù)慕虒W（appropriate pedagogy）之間的區(qū)別。如科羅拉多州的學術權利法案就這樣說道：“進一步表明智力的獨立性意味著教師和學生都可以免于強迫接受任何政治、宗教或者意識形態(tài)的觀點。如果學生要獲得智力獨立的話，教師不應該不公平地利用學生的不成熟進而教化給學生教師自己的觀點，學生應該可以自由地在課堂上提出對于數(shù)據(jù)或者觀點等的不同的看法和意見等?！蹦敲垂噍敽徒逃膮^(qū)別在哪里呢？科羅拉多州的法案認為教化和教育的區(qū)別應該由大學和學院的管理者或者法院決定。

3.基于知識的不確定性特征，人文社會學科給學生開列的課程和書單、給學生評分等都應該反映此特征。如果發(fā)生分歧，應由高等教育機構的管理者或者法院來決定。法案基于“所有人類知識的不確定性”，提出既然知識是不確定的，那么在給學生開列的書單和課程上就應該反映此項特征，教師應該讓學生知道其他不同的觀點和主張。同樣，在評價學生上，也應該反映該特征，應該嚴格的基于學生客觀回答和所掌握的知識。^[94]不少州如加利福尼亞州等規(guī)定，如果發(fā)生分歧的話，應該交由高等教育機構的管理者或者法院來處理。因為既然知識是不確定的，那么由學院和大學的管理人員甚至法官來評判學生的表現(xiàn)也是可以的，甚至從一定程度上來講，相對教師而言，學術機構或者管理人員可能在知識方面更加中立。

《學術權利法案》出臺以來，遭到了不少個人和機構的反對與抵制，其中美國大學教授協(xié)會是最主要的反對和抵制力量。協(xié)會通過發(fā)表聲明、文章等方式詳細闡明了該法案可能給美國大學與學院、教師與學生、整個高等教育系統(tǒng)以及美國學界和美國社會帶來的影響與危害；利用報紙、雜志或者電子媒體、廣播等傳播途徑直接與法案的創(chuàng)始人戴維·霍若維茨進行針鋒相對的辯論等，讓更多的民眾了解該法案的壞處；通過與其他組織如美國教師聯(lián)盟、美國歷史協(xié)會（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簡稱AHA）等結成同盟，依托其他組織和個人的力量來阻止《學術權力法案》在美國的散播；并通過聯(lián)合起來的力量向各州立法機關、參議院或法院等機構遞交相關聲明表明它們的立場，甚至采取游說等方式來說服各州立法機關和相關人員以阻止該法案的通過。

2003年，協(xié)會頒布了《2003年學術權利法案》（Academic Bill of Rights 2003）的官方文件，文件不僅深刻剖析了法案的若干可能影響，并表明了自己的立場。本文截取協(xié)會對法案上述主要內容的看法：^[95]

1.對《學術權利法案》的“高校在任用教師時應該堅持一個觀點即鼓勵教師方法論和視角的多樣性”的看法。學術自由的根本假設是有關教學和學識方面的決定應該是由受過專業(yè)訓練的學術職業(yè)人員參照學術職業(yè)標準做出，并且由受過專業(yè)訓練和受過訓練去建立學術職業(yè)標準的學術共同體中的學者來解釋和實施這些學術決定和學術標準。而提議的學術權利法案則引導高校去頒布所謂學術中立的原則，特別是要各學院和大學在任命教師時應以“培養(yǎng)方法和視角的多樣化”的觀點為指導。而這些原則的危害在于這些被政治標準測度的所謂的多樣性將會使學術職業(yè)偏離其學術標準，多樣化最后會演變?yōu)閷W術的對立面。例如假如納粹政治哲學并不被政治學科認同為是合理可行的學術觀點，那么政治系就不應該為了所謂的“方法和視角的多樣化”而被迫任命一位納粹政治哲學的教授。同樣，化學系也不應該為了所謂的“方法和視角的多樣性”而任命一位教熱量燃素理論的教授，假如該理論并不被化學界所認同為是一個可取的視角的話。^[96]因此，通過這些表面的多樣性，實質會導致學術界內部無法對自己的學術事務做出決定，而不得不引入政治標準來為此做出決斷，這對學術自由而言，無疑是一個致命的打擊。

2.對《學術權利法案》規(guī)定的“教師不應該利用課堂或者他們的工作職位之便，進行政治、意識形態(tài)、宗教或者反宗教的教化”的看法。協(xié)會同意該原則，但《學術權利法案》應該區(qū)分教化和適當教學的區(qū)別，否則該原則在實施時會造成不適當?shù)膫Α＠?，在一份支持恐怖分子的文章面前，法律系的教授該給他打高分還是低分呢？這時他應該是依據(jù)學術標準，而不應該是前面的所謂的政治標準或者其他原則。但是很明顯，如果他給學生評高分的話，可能違反了不能利用自己的崗位為政治目的服務的原則。所以，該原則將給教師的學術自由帶來很大的困難和阻礙，究竟哪些是學術自由之內的，是受學術自由保護的呢？在課堂應該講什么才不是教化呢？這樣使得教師無法準確地判斷該說什么，能說什么，這對于學術自由而言，自然也是一個災難。

3.對《學術權利法案》規(guī)定的“認為評價學生的責任應該由教師轉移給大學和學院的管理者或者法院”的看法。《學術權利法案》將教師評價學生的責任轉交給了學院和大學的管理者或法院，其假設是教師不應該成為評判上的權威，而原則則是因為“所有人類知識的不確定特性”。協(xié)會認為，《學術權利法案》是將所有人類知識都還原到了不確定的和不能決定的狀態(tài)，進而否定了高等教育的基本功能。對知識的懷疑是《學術權利法案》制定該原則的基礎。正是因為知識的不確定性，所以應該由受過專業(yè)訓練和學術標準訓練的人來評判，因為他們最適合。難道管理人員和法官就可以代表知識的確定性嗎？如果學術人員和教師失去了評判學生的權威的話，那么教師在課堂上的權威和教師作為知識的傳遞者與創(chuàng)造者的化身的權威將會大打折扣，這給學術自由基本原則帶來的傷害將是難以計算的。

舉例：影響加利福尼亞州的《學術權利法案》議案

2004年4月，在加利福尼亞州政府進行《學術權利法案》（S.B.1335議案）立法期間，協(xié)會在加州的分會組織（CA- AAUP）得知此事之后，立即就向參議院教育委員會遞交了表明其反對立場的《美國大學教授協(xié)會加利福尼亞州分會對學術權利法案的反應》（CA-AAUP Response to SB 1335 The Academic Bill of Rights）的聲明。在聲明的開篇，它指出了它堅決反對S.B.1335文件。它指出：“《學術權利法案》采用了靈活地使用了所謂清白的詞語推行了與美國高等教育的最佳傳統(tǒng)相對立的立法。分會深知這份文件最初源于由戴維·霍若維茨起草的學術權利法案。這份文件既非學術又不能體現(xiàn)對個人權利的尊重。這些立法無情地導致了對學術質量的損害，同時損害了對同行評議嚴肅過程的捍衛(wèi)。它導致了政治觀點、黨派關系、宗教信仰等侵入學術聘用事務，而這些侵入會影響我們社會對隱私的尊重和反對歧視的基本價值觀念?！?sup>[97]分會指出加利福尼亞大學和學院當前的管理程序足夠處理有關教師事務，沒有必要對其學術責任和義務的結構進行全面的檢查，如果法案一定要這樣做的話，實際是對課堂的毫無理由和根據(jù)的侵擾。而且，加利福尼亞大學和學院都有有效和精細的檢查系統(tǒng)，足夠保證所有個體和群體都得到公正的對待，享受正當程序，平等地分享政策和法律賦予他們的基本公民權利和保護。它指出，學術權利法案和依此制定的任何法律與學術自由是相矛盾的。2003年12月，協(xié)會總部的學術自由和終身教職委員會再次重申了學術自由的一個基本前提是關于教學和研究的決定是由學術專業(yè)人員根據(jù)相關標準來制定的，這些標準的解釋與應用應該由那些受過專業(yè)訓練和受過如何建立這些標準訓練的學者團體來進行。聲明還指出：如果學術權利法案建立了的話，其中的一個結果便是將評價學生的權利從教師轉移給了管理者、法院或者其他政府實體等，這意味著可能要建立另一個基于政治標準的申訴程序，而這最終可能會導致混亂。因為法案混淆了知識的不確定性等性質，如果法案得以實施的話，可能會否定高等教育的基本功能即知識的生產和傳播。而現(xiàn)在對學術自由的保護是對加利福尼亞州高等教育系統(tǒng)的第一修正權利（First Amendment rights）的最好的保護。而學術權利法案則以大學和學院的學生不成熟無法做出正確的決定這個沒有得到證實的謠言為基礎，實際上這種擔心在2400年以前的蘇格拉底時期便已經(jīng)有了。^[98]

除了發(fā)表聲明表明自己的立場以外，協(xié)會加州分會還利用了媒體來反對這一議案。如加州分會會長格雷漢姆·拉金（Graham Larkin）以及協(xié)會的副秘書長馬修斯·哈維（Marcus Harvey）與最初起草《學術權利法案》的戴維·霍若維茨展開了廣播辯論。后來拉金還在有關網(wǎng)站上發(fā)表了特別報告，指出了在《學術權利法案》背后簡單膚淺的世界觀、漏洞百出的統(tǒng)計數(shù)字，以及政治上的不負責任。后來又展開了與霍若維茨的筆戰(zhàn)。^[99]最后，在協(xié)會和分會的努力下，加利福尼亞州的這項立法被挫敗了。

除了加利福尼亞州的《學術權利法案》立法被挫敗了以外，在協(xié)會和其他組織、個人等的共同努力與斗爭之下，還有不少州如亞利桑那州、佛羅里達州、夏威夷州、印第安納州、路易斯安那州、緬因州、馬里蘭州、明尼蘇達州、北卡羅來納州、田納西州、華盛頓州等的關于該法案的提案也都被挫敗了。

從《學術權利法案》事件中可以看出，當州政府或者其他部門的相關政策會對高校教師、大學生、院校等的生存與發(fā)展造成危害并影響到所在州甚至其他州與聯(lián)邦的高等教育的發(fā)展時，協(xié)會便會挺身而出，利用游說、結盟、聯(lián)合媒體等手段來影響政策的制定，竭力捍衛(wèi)教師的權益和推動美國高等教育系統(tǒng)穩(wěn)健向前發(fā)展。